貝森朵夫琴屋手記

朱天心──加速前進歷史裡的愛情


◎房慧真

這一天上午我們並不約在咖啡館，並不約在小說家日日上工（讀書寫字）的勞動空間，而是約在東區僻靜巷弄中的一間辦公室，當日下午，朱天心約了人在這裡談這幾年持續關注的街貓公共事務。陪同小說家前來的是朱家姊妹的專屬教練，亦為寫作同業的唐諾，連除夕都必定往咖啡館報到，自律甚嚴的寫作魔人，此時也被從蘊育繆思的場所暫時拉開，像個主人似的招呼大家要不要喝杯咖啡什麼的，安頓妥當，採訪正式開始後就退場等在門外靜靜看書，不在場、不介入、不侵擾，只是數十年如一日默默守護著，將舞台完全讓給上場打擊的選手／妻子／小說家。

關於愛情，我們要談論的是……

或許年老時，我會真找個男孩一起坐在爐火邊，因為我常常想起宜陽的話，沒有了愛，可如何過冬？不過那是年老時候的事，年老時候的事。──朱天心《擊壤歌》

「那是年老時候的事」，當小蝦還喃喃自語地將未來推至無限遙遠的地平線盡頭彼端，倏忽，三十年過去了。這一次，在新作《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小說家開宗明義便說：「我們打算說一個真正中年的故事」。書名的來由，以及一開始引用的第一句話，是出自胡蘭成的《今生今世》。汪政府垮台後，胡在金華、溫州一帶逃難，遇見一個極有俠義作風的寡婦，一路掩護指引相隨。胡當時三十九歲，而她剛過四十，女大男小，加之以男方尚有家室，本不能成，但男方以一句話為這段亂世情緣做了注腳：「年輕人的愛情像三月正盛的桃李，來到中年，我們的愛情是初夏的荷花」。這樣一句話，為原本早已寫濫的「愛情」題材，撐起了美學的高度，小說家再三強調，一般講愛情還是著重在年輕時期的美麗與純粹，相較之下，要是發生在肉體和精神都已疲憊衰敗的後中年，甚至是老年，會是怎麼樣的一種光景？

在咖啡館寫作時，如果剛好有如書中年歲的男女出現，本應是一個很好的田野觀察機會，朱天心卻說：「現實會讓我當場寫不下去」，因此，胡蘭成的那句話，像是將小說美學整個架起來的骨幹。但另一方面，也盡可能誠實地去逼視自己在這個年紀裡的不堪，要是不先對自己殘忍，那麼也沒有權力對小說中的人物殘忍，對「神隱」的下一代進行批評，一把刀要砍向別人，同時也需能反身自剖。

在愛情這個已被過度書寫的類型底下，對於一向不願重複自己或他人的小說家而言，要去碰觸這一塊，難免心裡會有疙瘩。因此朱天心先為自己設下了限制，設定在事業有成的中產階級家庭，異性戀，無外遇，沒打算離婚，被法律、制度、道德所保障，是社會的大多數，但也是趨近於平均值，最無滋無味的一群人類學採樣，如何在這樣一種水清無魚，減之又減的設定下，能逼出一點什麼東西來，算是給自己的一個挑戰。

另一方面，在寫作時很自覺地意識到，這本書是專為四年級這一代的女生所寫。朱天心是四年級後段班，人物卻往前設定在四年○班，即將進入六十歲的遲暮時光，藉此可把老年情境一併收進。朱天心覺得四年級是很獨特的一代（又補述，每個世代都會覺得自己是特別的、獨一無二的一代），童年時還有一些貧窮記憶，以及從長輩那裡聽來的戰亂流離經驗，青春與盛年則剛好處在台灣社會變化最劇烈的時候。在前現代步調緩慢的農業社會，總覺得人就是一點一點老去，緩慢地迎接死亡的到來。在四年級這一代，過了中年，反而覺得二、三十歲退得很遠，一回頭，十幾歲就近在眼前，像是取消了線性的時間之箭，轉向多層歷史交疊的圓形時間，走過人生的中點，再回望，又可以接回少女時代。

雖說是專為四年級女生而寫，但朱天心聽到一些讀者反應，不止四年級，連五年級、六年級的女生也心有戚戚焉。男生的反應則更為強烈，已有四年級的男性友人提議要組一個「獅子會」，過了交配育種時期的老公獅們不必等到被推下橋，牠們將會「擇曠野一角默默死去」，優雅地自我了斷。

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

歷史的加速前進深深改變了個體的存在。過去的幾個世紀，個體的存在從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個歷史時期裡進行，如今卻要橫跨兩個時期，有時還更多。儘管過去歷史前進的速度遠遠慢過人的生命，但如今歷史前進的速度卻快得多，歷史奔跑，逃離人類，導致生命的連續性與一致性四分五裂。──米蘭．昆德拉〈加速前進歷史裡的愛情〉

小說完成後，朱天心才讀到收錄於米蘭．昆德拉《相遇》中的這一篇〈加速前進歷史裡的愛情〉。她說，如果當時先看到這段話，這本小說就不必寫了。這段引文正說出小說家對於下個世代新人類的憂慮，「歷史奔跑，逃離人類，導致生命的連續性與一致性四分五裂」，現在的人常常要處於兩個，甚至是更多的歷史時區，個人獨特的經驗不免斷裂、毀壞。朱天心說：「以前二、三十年是一代，也有說五年一代，但現在我更覺得網路加深了隔閡和斷裂的效應，可以瞬間把一代人融成全無差別，面目模糊的一群。」因此小說家的新作，用了大江健三郎的「替換」概念來呈現此種斷裂，被替換掉的是中年體內的少年（對妻子而言），以及少年體內的童男（對母親而言），可能連自己都在不知不覺中被替換掉了。之前的作品始終縈繞著記憶與歷史，然而「替換」這個詞更為強烈，已經不是所謂「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的健忘、遺忘，而是整個質變消解，以贗品取而代之。

從《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以來，到《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中的〈神隱〉，始終「倒退著走進未來」的小說家，對於下個世代總是不吝於給出批評。朱天心說，如果對年輕一代有所批評，就像是老化、保守、退步的象徵，所以普遍會避免批評下一代。然而，每一代都會有他們的責任和義務，如果活得夠認真的話，一切都有意義。像小時候畫的樹狀圖，有許多的岔路可供選取，活到五十歲，就加總了所有的價值選擇，有責任要說出來，不管別人聽不聽，或者聽了之後產生反感。因此，以前寫作時很少會預設一個對象，一種讀者，不會特定要寫給什麼族群看。但這一回《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很清楚地想要寫給十幾二十歲的年齡層看。想對他們說，你們的爸媽，並不是沒有過去，並不是生來就這麼無趣、老氣、保守，從不知夢想為何物。老翁與老婦，也是從貓咪卡洛橘兒小蝦小靜宜陽小瀚這樣花一般的少男少女長成的。

就文學創作的環境而言，朱天心說，她其實很同情下一代，大家的同質性讓個體很難脫穎而出，耗費的力氣肯定超過前人，她常想還好沒活在這個時代，大家讀的書類似，生活經驗也十分接近，到底要怎麼樣可以寫得不同，覺得好難好難。在一片焦土荒原中，小說家給六、七年級年輕創作者的備忘錄，很簡單的只有四個字：「大量閱讀」，大量閱讀除了是工作倫理，其實也是一種保護自己的方式。朱天心說，年輕時期的大量閱讀是想要偷學法寶，但過了一定年齡之後，反而是要避開與前人重複的道路，對於過往的文學脈絡不可不知，才不會以為自己好不容易做了一項突破，卻已經是前人開發殆盡的領域。

時移事往，小說與歷史的時間差

他們都有一顆滾燙的心。他們對自己，就像對對方，都亮出了法西斯蒂。現在你在台北很難找到這麼燙手的心了。──郭松棻〈向陽〉

從《漫遊者》到《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小說家讓讀者望眼欲穿足足歷經十年的漫長等待。但這之中還有〈南都一望〉，從《印刻》雜誌上刊登的部分已可看出，似乎是一部長篇的雛形。朱天心說，〈南都一望〉的確是作為一個長篇寫作計畫的試筆，醞釀、準備有二、三十年，想處理的題材即是台灣這二、三十年的社會變動，所以和現實之間有一種張力，有時候現實會打你一個耳光，有時候現實本身會比你的筆下更精采，終於覺得可以開始的時候，總想再謹慎一點，多看一眼，再觀望一下，一個遲疑，已錯過面對、處理這樣一種題材的時機。唐諾曾說：「朱天心的小說永遠有一枚滴答作響的現實時鐘」，每每題材已兵臨城下，現實感十分緊迫，這不僅僅是小說和現實秒針的賽跑，也是入世的小說家在「坐而言」和「起而行」之間的長期拉鋸，朱天心說：「寫作的速度是如此緩慢，遠水救不了近火，緩不濟急，等你想真正發揮作用時，世界不知翻了幾翻，但文學的養成時間非得是如此漫長，不能盡如人意，像新聞、政論一樣及時而快速，所以某種程度的社會實踐可稍稍舒緩我對於現狀發展的心急，但社會實踐也並非一味變成紓解道德壓力的工具。」

儘管時常不由自主地扔下紙筆去「起而行」，但小說家也時時提醒自己，在坐而言的文學創作部分，仍需努力護持住其超然與獨立性。

小說家說，雖然〈南都一望〉對她而言是一個失敗的作品，但寫那樣一種長篇題材的心情一直還在，始終沒有放棄。總覺得來這個世界走一遭，沒被安排在其他時空，就正好是這個時代，寫作者無可逃避，必須去回應時代給出的考卷。寫《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像是處於中場休息的時刻，在公領域的大題材還沒有寫出來之前，趁這個喘息的空檔，寫長篇的氣力各方面都還不足之時，先寫一個私領域的小東西，好把手感重新找回來。

朱天心並透露，《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本來預計還要再寫兩、三萬字，就像〈不存在的篇章〉裡幾筆帶過的，這對中年男女已經走不動、玩不動，在床上也做不動，就讓他們各自帶一個年輕人來幫他們完成這些事。本來預計會寫得很變態，寫到窺視孔時卻踩煞車，重重提起，輕輕放過了（此時應是小說家食指大動、派遣牆這頭的兩個變態老人登場做變態之事的時刻）。小說家的直覺反應是：「這裡三島寫得那麼好在前頭，駱以軍也會處理得比我好，我再傾盡全力也不可能寫過他們，所以就放棄了，可以說是世故與認輸。」睜著一雙少女般圓亮大眼的小說家，何嘗是世故的？放掉小說家天性裡追求奇技淫巧的本能，讓公獅淚流滿面，讓母獅恢復母性為其蓋上被子，正因為燙手的心底下，總有那麼一絲的深情與不忍。

◎作者簡介 房慧真 現就讀於台大中文所博士班，出版散文《單向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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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學
【文／王聰威】

我去見朱天心。
見她的前一夜我覺得坐立難安，早上醒來，我盡可能地使自己好看一些。

我從來沒見過她，但我應該見她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說，我當然讀了她所有的書，在許多地方見過她的照片與報導，也與她通過幾次電話，（起初聽見她的聲音，我甚至一度以為她並不想和我說話，她警覺著陌生人，因此推上某個年輕甜美的少女在話筒另一側應答。我感到有些怯懦，害怕拒絕，如高中生一般的無助。）但這一次我應該去見她，並且斬釘截鐵地告訴她有關我對她的所有想法，就像將不會有下一次的機會，因為我或許要搬到非常遙遠的世界去了。

我去見朱天心。

我推開門，踏進高中圖書館，在長久的排隊等待之後，《擊壤歌》終於輪到我的手上。那深綠色書皮早已磨損破裂，邊緣發黑捲曲，書底裡的借閱卡蓋滿雜亂的墨藍色日期章與潦草鉛筆簽名，我知道許多人在此之前讀過這書，但從此刻起這書僅僅是屬於我一人的，而未來也是。

我借足兩個星期，自然又續借了兩個星期，不得已要把書還回去的那一刻，便立刻預約下一次見面。往後，當我去圖書館時，總會不由自主地，去該放著《擊壤歌》的書架前流連。大部分時刻，我是見不到她的，那必定會有小小的，可以諒解她為何不在的失落。若能見到，我便有種幻想，我幻想她今日故意給我一個驚喜，或者，她懂我的百般無聊與錐心之痛，所以因著憐憫而注視我。

我見到了朱天心。

年輕散文家房慧真正在訪問她，但是她們說些什麼，與我完全不相關。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說，我這個人常常只在乎自己的事情，當我看著她時，我看見的是自己年少時坐在房間裡，掌心深處緊握著原子筆，眼淚忽然嘩啦啦地落在六百字稿紙上的模樣。

「喂，你有什麼要問天心的嗎？」慧真轉頭對我說。

我當然有滿腦子的話想對她說，我想從高中時代的我與《擊壤歌》說起，一直說到昨夜為何坐立難安，不對，我該說到今早如何刮掉不再青澀的鬍子為止。

「好的，那我來做個結論。」我說。

等等，等等！我在朱天心面前說什麼？

「我．來．做．個．結．論」這是什麼玩意兒？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這人到底是哪裡有毛病啊。

我看見朱天心，她淺淺而困惑地笑了。

就像是曾經在校園白色長凳上，於兩堂課之間與我併肩而讀的她。

紀念詩人羅葉，1965－2010.1.17

◎作者簡介
王聰威
小說家、現任聯合文學總編輯。1972年生，台大哲學系、台大藝術史研究所。曾任台灣明報周刊副總編輯、marie claire執行副總編輯、FHM副總編輯。曾獲巫永福文學獎、中時開卷好書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決選、金鼎獎入圍、台灣文學獎金典獎入圍、宗教文學獎、台灣文學獎、打狗文學獎、棒球小說獎等。著有《濱線女兒──哈瑪星思戀起》、《複島》、《稍縱即逝的印象》、《中山北路行七擺》、《台北不在場證明事件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