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森朵夫琴屋手記

2007.11.23
虛偽的掌權者，太可惡了！

台灣的年輕人已失去競爭力了嗎？
青年是國家未來的希望，但我們的下一代卻一直深陷泥淖！

【中時電子報 劉偉國／台北報導】
中時電子報總編輯郭至楨﹝左﹞龍應台﹝右﹞。（中時電子報）
東方世界受儒家思想影響習慣將年輕人當小孩看，致使年輕人成熟特別慢，獨立判斷的能力也低落，但台灣本身歷史畸型發展才是真正困住青少年的主因，前有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後有長達三十五年國際孤立，過去整個環境，使得我們下一代青少年，在很奇怪、封鎖的環境之中成長。
龍應台批評，現在的政府也學以前操控教育的那一套，以為重寫教科書教下一代，從現在開始不要愛以前的國民黨、或中華民國，從現在開始要愛的是相反的東西，如「台灣民主國」，難道這是問題之所在嗎？為什麼不是教我們的孩子獨立判斷呢？
他們所使用的手段和以前國民黨完全一樣，這是令人最失望的，該學習的是以前對於體制、操控的徹底反叛，結果反叛了什麼東西？其實是背叛了以前的理想，背叛了自己，一個花崗岩換成另一個花崗岩，換套道德說詞罷了！
當國際正積極迎向全球化的浪潮時，台灣執政者為了爭權奪利，還把國門鎖起來，封閉了年輕人與世界競爭的可能性，真的非常對不起下一代，反倒過來指責下一代是草莓族，這是多麼虛偽的成人！
這些虛偽的成人、決策者手上掌握權力，用各種的理由，使得我們環境裡頭的外國人越來越少，外資一個一個走掉，外商一個一個走掉，我們的孩子也因此失去國際化的環境。
龍應台直言：「這些虛偽的掌權者，真是太可惡了！」
龍應台也認為，台灣的主流媒體一直在教導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CEO，卻很少教年輕人如何當義工，或是到河南的村落幫忙愛滋孤兒。在這樣的環境裡頭，我們的年輕人對社會體制與主流價值觀毫無批判的能力，在這樣的環境所帶出來的一整代人，怎麼可能會有「問題意識」？
對於現在的父母，龍應台也指出，四、五十歲的人太容易自以為是了！自以為自己懂得多，自以為做的都是為青少年好，「其實這是一個暴力，你憑什麼認為你懂得比他多？新一代年輕人的世界是不一樣的世界，你怎麼知道全球化和網路對他們未來所帶來的影響？你憑什麼將你的經驗強加諸他們的身上？」龍應台建議，做父母的應該要把自己放低、放空，從頭學起，把自己的兒女當作外國人，從頭認識他們的文化。

台灣的年輕人已失去競爭力了嗎？
青年是國家未來的希望，但我們的下一代卻一直深陷泥淖！


龍應台。（中時電子報）
面對新世紀、新時代、新人類不努力，永遠無法變成朋友不對話，兩代之間很難找到出口。
智慧對話過程 呈現兩代有趣反差
專訪／中時電子報總編輯郭至楨
撰文整理／中時電子報劉偉國
面對兩岸領導人胡錦濤、陳水扁，龍應台犀利批判，但面對中德混血的兒子安德烈，龍應台柔軟又為難。
龍應台與兒子安德烈，花了三年三十六封的電子家書，完成了《親愛的安德烈》，龍應台以親身的經驗娓娓道來過程中的辛苦與難堪。
透過母子倆共同開闢的專欄，彼此開誠佈公暢所欲言，龍應台認識了人生裡第一個十八歲的人，而安德烈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
面對新世紀、新時代、新人類不努力，永遠無法變成朋友，不對話，兩代之間很難找到出口。
與談人簡介：
郭至楨：中時電子報總編輯（以下簡稱「問」）龍應台：龍應台文教基金會董事（以下簡稱「答」）
問：龍老師妳覺得妳是一個怎麼樣的母親？
答：我自己有自己所相信的原則，那些原則和我寫國家大事的原則是一樣的，我相當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與互相尊重，很多政治人物在檯面上、在攝影機前講平等、民主、尊重，但回到家會打老婆，我覺得這是偽君子，所以我相當自覺，我在外面相信的那些信念，一定要落實在生活上的點點滴滴裡頭，最基礎的實踐就是如何對待自己的孩子。
當我兩個孩子很小的時候，某天，孩子跌倒了，他父親說「男子漢大丈夫，不可以哭」，這種說法讓我很反感，激使我的女性意識抬頭，男孩子和女孩子一樣有哭的權利。「男子漢大丈夫，跌倒不要哭」的負面含意就是男孩子玩卡車，女孩子玩娃娃嘛！我相當反對這種教育觀念，可是這個時候就出現了父母親觀念相左的問題，父親是一個關鍵系統，母親又是另一個關鍵系統，該如何教孩子呢？
我從孩子很小時就面臨這個難題，經過思考之後，我發現我採取的方式是，儘管當時孩子還很小，但我並沒有以「Baby Talk」的方式和他們溝通，我是以對待一般成年人的方式和他們對談，與他們分享我的想法。


印象最深刻的經驗，大概是安德烈十一歲時，九六年飛彈打台灣，李登輝當選第一屆民選總統，當時國際都很緊張，德文報紙也刊登了這則訊息，安德烈看報紙看到這則新聞，我記得那天晚上，我帶兩個孩子上床，一個十一歲、一個七歲，母子三人塞在一張單人床上，安德烈突然問我飛彈是怎麼回事？為了要說清楚來龍去脈，我不得不從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講起，反沙皇，共產黨成立、建立蘇維埃，到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再講到八年抗日戰爭，接著講到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分裂，最後講到一九九六年飛彈危機，同時也跟他們分享我的成長經驗，我假裝他們聽得懂。
我從來就沒有把兩個孩子當作Baby，也不認為他們沒有辦法和我作溝通，也認定他們的思維能力可以跟我一樣複雜，從小我就是給他們獨立思考的空間，讓他自己選擇，我不會告訴他們到底父親是對的，還是我是對的，我是同時讓他們自己選擇，當然我心裡也會憂慮，他們還那麼小，怎麼選擇？
另外一個具體的故事，我和他們父親不單是男、女觀念的問題，還有左派、右派的問題，我覺得他們父親很右，我實在受不了他的右，離開歐洲回台北市政府工作，安德烈那年十四歲，那時候我心裡很憂慮，在沒有媽媽影響力的成長環境中，我的孩子將來是不是會變成右派？心裡真是覺得害怕，但我沒有講出來，一直到安德烈十六歲時，我們母子三人在墾丁騎腳踏車，不知怎麼聊著聊著，安德烈突然說：「媽！妳有沒有覺得我們爸爸右得很可怕？」我一聽Oh！My God 什麼都不用憂慮了，只要給他們獨立判斷之鑰，孩子自己會找到答案的。
問：在三十六封的家書裡，安德烈與妳相互「專訪」，他在書中向妳提出十問，其中「在匱乏的年代裡成長，你到底有沒有『青少年期』？你的父母怎麼對你？你的時代怎麼看你？」十八歲的時候，妳是否清楚自己的定位？相較十八歲的安德烈有什麼不同？
答：哈，十八歲的我非常不清楚自己的定位！我要滿十八歲的時候，阿波羅登上月球，美國和越南的軍隊侵入高棉，全美爆發激烈的反越戰示威，俄亥俄州有大學生被槍殺；德國的布朗德總理上台，到華沙屈膝下跪，求歷史的寬赦；日本赤軍連劫機到了北韓而三島由紀夫自殺。還有，中國的文革正在一個恐怖的高潮。這些，我都很模糊，我們家，連電視都沒有啊。即使有，也不見得會看，因為，那一年，我考大學；讀書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當時對於國民黨是什麼？它是如何蒙蔽我？如何把教育當作操縱工具…等，我一無所知。
雖然，那「愚昧無知」的漁村，確實沒有給我知識，但是給了我一種能力，悲憫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後面對權力的傲慢、慾望的囂張和種種時代的虛假時，仍舊得以穿透，看見文明的核心關懷所在。
我很反對批評現在的年輕人是「草莓族」，或者以「一代不如一代」形容，在我的觀念裡頭，覺得這怎麼可能呢？安德烈二十歲的那種深刻，比起我那個時候，他是我的好多倍喔！像安德烈這樣的年輕人，對於權力的透視，以及戒慎恐懼，拿二十歲的我和安德烈的二十歲相比，那是完全不能比的，差太多了！
問：書中與安德烈對話過程，我看到一位有明確自我主張，以及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年輕人，對於所處的社會，他都有自己深刻的判斷與價值，甚至有廣闊的國際觀，但在台灣我沒有辦法得到同樣的感覺？
答：在書裡頭，你看到安德烈對於事情的判斷力，以及其參考系座標的廣闊，很多人會以為「因為是龍應台的兒子」嘛，所以他很特別，其實他一點都不特別，他與他的同儕也會吃喝玩樂，他是很典型的一個歐洲中產階級的年輕人。
當他開始寫文章的時候，有很多從美國、北京等華文世界的讀者來信，當他發覺人們覺得他特別深刻的時候，他很意外，他個人感受，我們一直都是這樣子的啊！那裡深刻了？他覺得很錯愕。
這顯現了二個問題，一個問題是我們東方世界，習慣將年輕人當小孩看，可能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所以年輕人成熟特別慢，獨立判斷的能力也特別低；第二是台灣本身歷史發展有其特殊性，我們前面有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戒嚴就是一種封鎖，後來又長達三十五年國際孤立，過去整個五十年的環境，使得我們下一代青少年，在很奇怪、封鎖的環境之中成長。
問：德國也曾經歷過東西德分治，為什麼德國年輕人相較台灣年輕人是比較可以談的，也比較有國際視野？
答：這是思想的問題！我曾經寫過一個故事，內容是安德烈的弟弟菲力普十三歲時，我帶他去買一雙跑鞋，這個跑鞋是先前和文化局合作過的廠商，他們願意給我半價優惠，我很高興的帶著他去買跑鞋，當時十三歲的飛力普突然問我：「媽！妳去享受這種優惠，妳是不是一種腐敗的官員？」

為什麼一個十三歲的小孩會問這個問題？第一、他對「腐敗」的認知是那麼的清澈，第二、學校教他的公民教育觀念，已經內化到他的現實生活裡。
之後，我問他「你什麼意思？我腐敗」，他舉了一個例子，當時德東有一個黨主席，他因為常常公務旅行，累積了一定里程數，所以獲得一段免費旅行，結果這位黨主席用這個免費旅行，跟他的家人旅行渡假，結果因此而下臺。
這個十三歲的小孩拿這個例子教訓我，表示說他的整體教育環境有教他獨立判斷的能力，家庭教育、學校教育，打開電視，以及讀報紙等，各方面都在灌輸他正確的觀念，十三歲的小孩才會有這種反應。
我不禁要反問，我們台灣現在的環境是怎麼了？
問：在書中我們看到，安德烈是一個充滿自信心、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孩子，可否告訴我們該如何培養孩子成為像安德烈一樣？
答：環境很重要！我一直想跟讀者說，安德烈一點也不特殊，他的獨立判斷是非常典型、非常有代表性的歐洲中產階級，如果你不相信的話，我再給你舉一個例子。
幾年前教宗在重新選舉，那時候菲力普十五歲，跟我一起住在香港，我發現他和同學一直在追蹤這個新聞，關心到底教宗選了誰？宣佈當天，他從學校回來，我很好奇他的反應，德國人當選了，德國孩子會不會特別高興，我想如果發生在台灣人身上的話，台灣人一定會高興的瘋掉了。
結果我一問他的反應，他說，他太失望了！我很驚訝連忙問他為什麼？他說天主教一向是思想保守的教派，好不容易前面保祿二世做了許多大幅往前的措施，建立了進步形象，如果這次選出來的是黑人，就表示更往前跨了一大步，但偏偏選出最保守的德國人當教宗，真是大失所望。
十五歲的孩子有這樣的分析，我有點驚訝問他說，你的一個立場與批判角度，是你個人的還是你的好朋友們都這麼想，他說，我的好朋友都這麼想啊，我們全班都這麼想！
我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安德烈一點都不特殊，是整個環境使然。
安德烈和菲力普的成長環境裡，重要的報紙在網路上都有青少年版，像南亞海嘯發生時造成許多人死亡災難，雖然距離他們那麼遙遠，十三歲的孩子上網看新聞，會有很多的輔助功能，網路上會有問題「南亞海嘯死二十幾萬人，同樣威力的海嘯如果發生在美國海岸的話，也會死那麼多人嗎？」，結果是「不會」，為什麼？他會教你因為富國與貧國之間本來就有差別，資源分配的不均，或是美國預警系統比較完善，當災難發生時，美國的救援系統也比較完善，所以發生在美國的話，死亡人數一定不會那麼多；然後他又會問你說，「你覺得身為歐洲富國的少年，對於南亞海嘯所造成的傷害，你有沒有責任？」，他們是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你說結果會不會和台灣不同。


你看我們的報紙，我們的媒體，與青少年是什麼關係？
我還注意到一點，我們是從威權時代走過來的，所以我們擁抱解放與自由，我們這一代那麼多的束縛，現在的年輕人就覺得我自由、我解放，你從媒體上可以看到某大學畢業典禮，媒體的形容都是「熱歌勁舞」，代表現在的年輕人是穿著很少很少的衣服，然後跳舞前衛火辣，這樣就代表解放，這是對於自由和解放如何膚淺的解釋，自由和解放為什麼不會呈現在思想方面？你對教宗有沒有立場？你對全球暖化有沒有認識？你會不會對世界的貧富不均有某種道德責任？
為什麼德國十三歲的孩子會去討論這個議題，那台灣的小孩在討論什麼？我們的環境很糟。
問：《親愛的安德烈》書中提到，有次安德烈主動寫信過來，提到他出生在一個中產階級家庭，身上穿的是名牌，面對世界貧富不均、全球暖化的問題，他覺得有點良心不安，批評自己「我是個超級混蛋」，這真是令人震憾；反觀台灣的年輕朋友卻是在相互比較經濟條件，這樣的情況是不是上一代給了太過安逸的舒適圈，而使得台灣年輕人失去探討問題的能力？
答：我覺得安德烈有意思的地方，他承認自己的懦弱、不道德，和無能，雖然他說他是個壞蛋，但他還是繼續作。我是這樣想的，假定一位爸爸或媽媽，牽著一個孩子的手，走過人行道上，而人行道上有個乞丐，沒有腿、沒有手，趴在地上乞討，會有一部份的父母帶著孩子走過時跟孩子說：「你看看，你就是要努力工作，否則你就會變成他」，也可能會有父母牽著孩子走過時跟孩子說：「孩子，我們這個社會制度是有問題的，怎麼會讓有些人落到這個地步？所以我們一定要檢查那個機制」，這是兩種不同的反應。
如果一個社會，有一半是前者，一半是後者，那相當平衡，但如果一個社會所有的父母都是前者，牽著小孩子的手說：你就是要成功、成功、成功，否則你就會變成他，那就會變成另外一種社會；媒體中也常常告訴你，你要作王永慶，你要作比爾．蓋茲，教你如何成功，一些大師也教你如何賺人生中的第一個一百萬、一千萬，在媒體裡頭看不到教年輕人，要如何去挑戰遊戲規則，如何去挑戰體制？這些完全不在我們的主流價值觀裡頭。

如果整個社會所有人都在追求成功，對那個在乞討的人用一種蔑視的態度，那你教出來的孩子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的主流媒體一直在教導你要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CEO，很少教年輕人如何作義工，到河南的村落幫忙愛滋孤兒，在這樣的環境裡頭，我們的年輕人沒有對社會已經存在的體制與主流價值觀作批判的能力，那結果會是如何？在這樣的環境所帶出來的一整代人，他怎麼會可能會有「問題意識」？
問：在書中安德烈提到，德國人逃避「國家」這個東西，他從小就一方面關心自己的國家，以它為榮，另一方面又要表現得很冷淡，很壓抑，可是近幾年，德國新一代的年輕人，對這種老是小心翼翼、老是怕做錯事說錯話，老是要保持「政治正確」的行為和思維模式，開始覺得煩了。很多年輕人開始說，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說我自己想說的，讓我自由吧，我受夠了。意味著安德烈這一代開始出現反叛，用各種方式去面對這個壓仰，反觀台灣新一代並沒有出現這樣的反動力，為什麼呢？
答：反叛是要有非常深刻與細微分析的，你看得出安德烈這一代人對於國家這個東西，因為納粹的歷史，對於國家這個東西充滿嘲諷的距離，以及戒慎恐懼的小心，但在他的文章裡頭又表達一種情感，你不需要去愛國家這個機器，但你可以愛社會，或是以社會為榮，他們這一代試圖作更細微的切割，意思就是說國家機器是要戒慎恐懼的，可是那個集體情感的認同還是可以存在的。
台灣的問題在於我們以前反抗權威、反抗國民黨的統治等，你應該追求的是獨立批判的能力，可是沒有，結果你把一個花崗岩換了另一個花崗岩，然後一樣狂熱的追求與從前差不多的東西，只是換一套道德說詞，但是你原來追求的真正獨立精神，不見了！這是讓人很遺憾的事情。
教育部重寫教科書，難道這是問題所在嗎？難道我們要教下一代，從現在開始不要愛以前的國民黨，或是中華民國，從現在開始要愛的是相反的東西，如台灣民主國，你為什麼是教這個？為什麼不是教我們的孩子獨立判斷呢？



現在的政府是學以前操控教育的那一套，手段完全一樣，這就是令人最失望的地方，該學習到的是以前對於體制、操控的徹底反叛，結果你反叛了什麼東西？其實是背叛了以前的理想，背叛了自己。
問：面對全球化的環境，東方儒家傳統思想與西方自由開放、自由辨正、獨立思考，我們現在的年輕人，該怎麼面對雙文化？
答：儒家文化本身有許多不同的流派，儒家文化其實非常強調個人自由和強烈批判體制，只不過統治者都比較喜歡穩定的部分，那也是因為我們比較容易受到穩定儒家的影響，而比較少接觸絕對批判的儒家，後者同樣也是儒家，只是儒家本身被窄化了。
不管怎麼樣，我看這本書時同時在觀察，通常一個記者來訪問我時，我會問對方說：「在你讀這本書的過程裡頭，你是覺得比較認同我的文章，還是安德列的文章？」你會發現隨著年紀不同，有截然不同的結果，很多年輕的記者，是認同他；年長一點，則是認同我，連記者本身都有分別。
年輕人因為全球化的關係，他們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世界和共同的溝通方式，那是打破東西文化，包括儒家和西方，是橫切東西文化，而不是縱切。
現在的掌權者，很對不起我們的年輕人，外面的世界已經敞開到這種程度了，然而你還把國門鎖起來，為了爭權奪利爭吵，封閉了我們年輕人和全世界競爭的可能性，真的非常對不起下一代。結果卻反倒過來說，下一代是草莓族，這是多麼虛偽的成人！
譬如國際化，像安德列在議題討論裡是非常國際化的，但他的國際化不是我教的，他們的國際化是自然而來的，讀幼稚園的時候，學校裡頭可能有五分之一的孩子是外國人；讀小學的時候，有四分之一的孩子是外國人，一路走來，假如你隔壁的孩子是伊朗人，你就認識了伊朗，如果是阿富汗人，你就認識了阿富汗，國際化是這樣來的。
但是我們台灣的問題，當這些虛偽的成人、決策者手上掌握權力，用各種的理由，使得我們環境裡頭的外國人越來越少，外資一個一個走掉，外商一個一個走掉，我們的孩子也因此失去國際化的環境。



這些虛偽的掌權者，真是太可惡了！
問：有篇文章把十五歲到二十四歲這一代定義為「Me-Generations(我的世代)」，但我認為，其實每個世代都是「Me-Generations」，因為每個世代都是獨特的，時空環境都不一樣，而每個世代也有重疊的地方，世代交替會產生傳承和衝突的問題。你認為我們該用什麼角度來看世代交替問題？
答：我不敢給任何人建議或引導，我不認為我是一個典範或是成功的母親，這本書也不是一本親子書，而是一本人生學習筆記。書中描述我那麼多糗事，那麼的不知所措。
我只能說在我遇到困難，處理問題的過程裡頭，有兩個比較深的感覺。第一、我們四、五十歲的人太容易自以為是了！自以為自己懂得多，自以為我做的都是為你好，但其實這是一個多麼大的暴力，你憑什麼認為你懂得比他多？他們的世界是那麼不一樣的世界，你怎麼知道他和同儕之間的事？你怎麼知道全球化和網路對他們未來所帶來的影響？我們都無法預測，那你憑什麼認為你的經驗就可以強加在他們的身上。所以我有一點強烈的感覺，我們這一代的人應該要把自己放低、放空，從頭學起，把自己的兒女當作外國人，然後你從頭認識他們的外族文化，我覺得要有這種徹底的認識。
另外，對於二十歲這個世代，我有深刻的感覺。我現在五十五歲，我對七、八十歲的父母親，有著滿心的疼惜，想追回與他們相處的歲月，因為他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但對於年輕人，也許不需要等到五十歲再回頭了解父母，何不現在就把鑰匙交到你父母手裡，引導他們了解你，教他們如何進入你的世界，這是青少年可以主動出擊的事情，不用等到父母親八十歲。
就像安德烈給了我一把鑰匙，去開啟他的世界，雖然他沒有讓我全部進入他的世界，但他很難得的對我開了一條縫。
問：書中提到安德列經歷了「iPod事件」，你是怎麼教道他獨立思考判斷？
答：iPod故事是主角的iPod被沒收了，他氣嘟嘟的回家，有一種父母會說：「你要忍受，不然你會被老師記過。」另一種父母會說：「你一定要去爭取自己的權益！」但我兩者都不是，我覺得如何處理面對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如何學習思考的過程、如何得到結論。

我根本不認為我應該教他「你一定要去爭取！」，我教他：「你先把校規拿出來。」這才是做事的態度，要先有所根據，不要一頭熱或是滿腔熱血，先把校規拿出來，下一步再去批判，最後做出判斷：「如果去爭取的話，會有什麼後果？」看自己能否承擔後果。這才是我採取的教育方式。
假時他的結果已經有了結論，如果很不錯的話，我不會說話；如果有漏洞，我會再挑戰他，再丟問題給他，這樣的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問：天下父母心，看到兒女受欺負，一定會感到相當心痛，巴不得立刻跑到學校去爭論。
答：的確現在的台灣就是這樣，孩子在學校被欺負，父母會衝到學校打老師或是告狀等等，但我覺得，父母要放慢腳步，讓孩子自己站起來去思考整件事情的過程，讓他自己去處理，過程中就是一種學習，為什麼要剝奪他學習的過程呢？
問：每當談到下一代年輕人的競爭力，「困境與生路」是最常被引用的話題，你覺得台灣的青少年，有困境和生路的問題嗎？還是這其實是每一代、每一個國家都會遇到的問題？
答：我覺得台灣青少年的環境比別人吃虧，一直受到政治的影響，我們以南韓為例，南韓沒有被國際孤立政治封鎖，有國際會議會到南韓開會、國際元首會到南韓訪問，南韓孩子的成長過程，自然會在報章雜誌上閱讀到相關新聞，每天一點一點累積國際觀，他們很自然生活在國際社區裡，對於世界的認識也是在日常生活裡平平淡淡的累積。
再以香港的孩子為例，去年的WTO部長級會議在香港舉行，當地的孩子就會知道WTO的相關議題，如果再加上學校的教育很好，老師也會和孩子們討論WTO話題，自然而然可以培養國際知識、國際觀點、國際概念。
但這些對於台灣的年輕人而言，是被剝奪的，一方面是被剝奪在自然環境中培養國際知識、國際觀點；另一方面因為在這個不正常、被孤立的環境裡，爭權奪利的政治人物，又利用這樣的情況來大作文章、炒熱議題，我覺得台灣的青少年是陷入特別的困境，這樣的困境在大部分的國家是沒有的。

因為如此，我常跟我的學生說，青年人一定要了解那些爭權奪利的成年人是在害你們，千萬不要相信他們說的事情，一定要自力救濟把自己的視野打開，例如：用英文上網、每天閱讀國際新聞。
這些在檯面上的成年人，實在太對不起我們的下一代了！我們真的很對不起年輕的這一代，國家變成這個樣子，真的很對不起他們。
問：您覺得台灣的年輕人優勢在那裡？
答：我覺得台灣的年輕人相對於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香港等地的年輕人有文化的優勢，台灣在華人世界裡是最知書達禮的社會，台灣有優厚的文化本錢，這種基本文化素養在華人世界裡台灣是最高的。
所以年輕人要了解自己的劣勢、困境何在？利用文化優勢試圖打開自己的眼界，相信一定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台灣的年輕人其實很聰明，我從清華的學生身上了解，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比我們更優秀。
問：藉由與安德烈對談之後，你覺得更認識安德烈了嗎？
答：對，我想我們彼此都更認識安德烈了！我也覺得非常的感恩，因為你真的無法預期或期待一個二十歲的人願意和你做這樣的溝通，三年六個月的時間是相當長的。
尤其在那樣的過程中，我覺得要對讀者百分之百的真誠，所以我絕對不會去改寫安德烈的文章，我只是純粹翻譯，只有當我認為文章裡頭有些部分讀者看不懂，或是邏輯不縝密的時候，我會和他討論，討論後他自己再改寫，我再翻譯，我絕不會去改寫他的文章，所以他寫出來的文章完全不是我的東西，百分之百是他的東西，這樣的過程真是非常的寶貴。
總結：
很多人對於下一代有很多的要求，其實這些東西是不必要的，因為你給他的東西不見得是他需要的；未來他們要面對的問題，是我們想像不到的問題；未來他們所需要的工具，也是我們想像不到的；未來他們所要面對的環境，更是我們無法給予的。
試著去了解他們？不要給予過多的要求或苛責，培養他們獨立思考、創新的能力，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龍應台與安德烈，這對身處不同文化背景的母子檔，在實際相處上產生的火花，母子間的智慧對話，在問與答、自省思與溝通間，呈現了兩代之間的有趣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