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諾朱天心夫婦：純粹寫作者的簡單生活
2009年03月05日 10:36:11 來源：新京報
約在一個咖啡館裏採訪唐諾（左）和朱天心（右），對于他們來講，咖啡館是生活中的重要場所。（記者 姜妍 攝）
■對話者簡介及其作品
唐諾
本名謝才俊，1958年生，臺灣宜蘭人，臺大歷史係畢業，曾任臉譜出版社總編輯，現為自由讀書人。著有《唐諾推理小說導讀選》（I、II）、《讀者時代》、《文字的故事》、《閱讀的故事》等書。譯作則以推理小說為主。
《文字的故事》、《閱讀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
朱天心
山東臨朐人，1958年生于高雄風山。臺灣大學歷史係畢業。曾主編《三三集刊》，著有《方舟上的日子》、《擊壤歌》、《昨日當我年輕時》、《未了》、《時移事往》、《我記得繕》、《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學飛的盟盟》、《古都》、《漫遊者》、《二十二歲之前》等。
（上）《學飛的盟盟》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下）《獵人們》三聯書店2006年版。
唐諾和朱天心夫婦已經很久沒有出現在我們的視線中了，似乎一直以來，他們就生活得猶如隱士，他們這些年在幹嗎？他們過得好不好？他們對生活還有怎樣的期待？今年，朱天心的《學飛的盟盟》和唐諾的《文字的故事》也將陸續在中國內地出版，本報記者日前赴臺特意採訪了夫婦二人，和他們聊女兒、聊生活、聊經歷，也算是在二人圖書出版前，為喜歡他們的讀者一解小渴。
談女兒 “花了好幾年理解盟盟的快樂”
編輯提示：天心和唐諾的女兒謝海盟是個水瓶座女孩，是個容易活在自己世界裏的女孩，天心說，適應她的內心世界和快樂，花了好幾年的時間。
新京報：我們先從《學飛的盟盟》開始聊吧，這本書今年將會和內地的讀者見面，你當年寫這樣一本書是出于怎樣的想法和狀態？
朱天心：那時候覺得盟盟（真名謝海盟，朱天心和唐諾的女兒）最天真純潔的年齡快要過去了，很想把她最快樂的部分記錄下來，因為我們自己小的時候是爸媽不管長大的，所以當身邊出現一個小朋友的時候，很希望把她成長中最快樂的部分記錄下來。
很多父母可能在沒有小孩之前都會這麼想，可是有了以後就會完全不同，像駱以軍（臺灣作家，著有《西夏旅館》等），沒有小孩之前就立志說，將來也要像我們養盟盟那樣養小孩，可是兩個小孩出來以後他就會很緊張，會比較退縮回去，比如會讓小孩在上幼兒園之前就學英文，我們就會覺得他是不是太緊張了，他會說：“不行，你們盟盟是天才，我們的孩子不是，我一定得這樣教。”
唐諾：哪有這回事。（指駱以軍說盟盟是天才。）
朱天心：對啊，我只會覺得，小時候自己沒有太辛苦，也希望盟盟是。
新京報：天心對盟盟的教育方式在我看來有很多特別之處，比如說，會跟盟盟講，放學後不要那麼早回家，可以去外面溜達一下，又或者某天會不讓盟盟上學，而是拉著她去咖啡館。但是盟盟後來反而成了一個比較回歸傳統在“正道”上前行的孩子。
朱天心：其實我只是覺得小時候自己成長很快樂，所以就想讓她也是如此，我太想試著把她拉離正道，她反而會有點緊張，反而會並不如你所料。到後來就是自己要調整，你覺得最好的事情，對她來講不一定，只要她開心就好了。
新京報：她是什麼星座？
朱天心：水瓶。
新京報：水瓶座比較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裏。
朱天心：對，她常常會跟我講，同學們看電影時，就會討論說誰長得怎樣，誰長得好看或者好怪，她就會說：“我覺得你們好奇怪，你們怎麼看得出人的差別，我都看不出。”可是她可以輕松分辨出一個蜥蜴的差別。
新京報：她對動物關注比人興趣要大。
朱天心：可能是，這樣講變得很怪是不是。唐諾是我女兒的鐵桿粉絲，（唐諾：我哪是？！）我還會有很多適應、調整。
談家教 “我對天心的嚴厲遠超過盟盟”
編輯提示：唐諾說自己不喜歡像大多數家長一樣幫盟盟做一些選擇，他覺得應該給她更多自由的選擇空間。相反，他對天心的要求比對盟盟嚴厲。
新京報：所以你不會像大多數家長一樣去幫助盟盟做出一些選擇。
唐諾：幫助是有限度的，因為這裏有個很難拿捏的分寸，在過度和不及之間，有時候也包括時機的選擇。比如天心會說，什麼事你要跟盟盟講一下，但是有時候硬要講很怪，時機對的時候可以自然地談，對我來講，我當然期望她可能是某一種人，可是那也只是我的期望而已，跟她沒有什麼關係。所以其實不是天心講的我對女兒崇拜，哪有這樣，甚至一般別人會覺得我不負責任。但是有些事告訴她需要有時機，有時候還不到那個時候，連話都會聽錯，連提問都會提問錯誤。所以我寧肯覺得，讓她在對的舒服的正確的空間裏就好。
天心以前說，哪本書一定讓她看，我就覺得不要那樣，找給她看就變成教科書了，我寧肯把那個樂趣保留給她自己。對我來講，我不會把任何希望放在她身上，這個期望通常代表有點責任、義務，如果我覺得那麼重要，那我就自己做。
相對來講在這方面，我對天心的嚴厲遠超過謝海盟，某種程度來講，我不認為謝海盟有到我需要嚴厲對待她，或者說，我不認為她到現在有能耐可以讓我這樣要求她。而對天心來講，你明明已經是這樣一個成熟、有爆發力的小說書寫者，你就要走下去，這已經不是你個人要不要的問題。
談朋友 “理解朋友們那呼之欲出的力量”
編輯提示：對于朋友，唐諾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也不是對所有人都這樣，只對眼前能看見的人要求比較多，比如朱天文、駱以軍、侯孝賢等。
朱天心：其實我們的差別不光是對小孩，唐諾永遠覺得，人不是有天大了不起的價值需要強加于人，而我總是覺得人是可以改變的，然後我也會有那個熱情想去影響人家。唐諾覺得自己做就好，他永遠無意去改變別人，是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這都是我們多年下來的習慣，他老覺得我到了一個年紀還這樣天真，我就會覺得他偏冷。
新京報：是不是唐諾看得起的人，才會嚴厲去對待？
唐諾：也並不是這個意思啦，但是能讓我常常要求的人並不多，通常都是看到那個人就在眼前才會，比如朱天文（臺灣作家，著有《最好的時光》等）、駱以軍，對其他人來講，其實我並沒有說過什麼太嚴厲的話。但是這幾個人，我理解他們呼之欲出的那個力量，有時候可能因為某種原因，或者是自己懶放松掉，那就非常可惜。
另外我還對一個人長期嚴格，就是侯孝賢，直到《最好的時光》，我才第一次給出一個很正面的評價。但是對大多數人來說，其實生命那麼多樣，管好自己不要為非作歹就可以了。你知道有些東西還是沒有辦法相信所有人都可以被這樣要求的，某些美好的、困難的東西，對我來講，只有某些人有那樣的稟賦，就好像要抗住一些東西。
所以比如像朱天文的小說，我一直有一定程度的批判，天心聽過很多，侯孝賢當年就說：“我一定要拍一部電影，讓唐諾喜歡。”對這些人的期望有時近乎對自己。所以從另外角度說，盟盟還沒到這個程度，她也有一些有趣的地方，有些傳言和真的一樣，但其實她也就是正常年歲的小孩，只是有點怪，比如她覺得全世界最帥的人是于魁智。
朱天心：她到現在還穿學生時代的制服，終年只穿一雙球鞋，直到這雙鞋穿壞了，才會穿另一雙。我以前會建議她到夏天換一雙涼鞋，她就會說：“我不是蜈蚣，我只有兩只腳。”她一年到頭惟一會把存的錢花掉的機會就是每年中京院來臺北演出，她就會買最好的票坐在最前排聽，像個老頭子一樣，她喜歡老生戲。
談寫作 “寫作一定要有意志力去對抗”
編輯提示：唐諾喜歡在咖啡館寫作，他認為，寫作要有意志力去對抗，而在家裏，意志力比較弱。
新京報：你們現在的生活是怎樣的狀態？
唐諾：我們生活很簡單，年紀到了一定程度，每天有精神的時間也不多了，所以就是早上工作，我知道在家裏工作很麻煩，所以一定到咖啡館。
朱天心：海盟說唐諾是我們的大教練，有時候他起來以後就會在外面等我們一起去咖啡館，因為他起來以後其實已經是在一個寫的狀態，有時候會希望像小叮當一樣有個任意門，可以打開就到咖啡館了。
唐諾：海明威講過，不要去做有企圖性的事情，所以我就是想第一時間去工作，做完之後再說其他。
朱天心：我們這一兩年也在調整，有時候還是會賴床，海盟就會說：“大教練又在那裏等啦！”我們的動作就會加快。
唐諾：我自己一個人去咖啡館的話，一般9點就到了，如果跟她們一起去，會11點半左右才到。
新京報：在家裏工作不可以嗎？
唐諾：家裏來講太熟悉了，意志力會不是那麼好，但是寫作必須要有意志力去對抗，寫東西不斷會碰到困難，家裏很容易有熟悉的事物把你拉出去。我們生活很簡單，跟人家也不發生關係，可是你還是覺得關起門獨處有一點不妥，畢竟我們並不是那麼學術性或者專業性。我在咖啡館大概有十幾年，也很便宜，臺幣來講，我目前使用的咖啡館會給你很不錯的早餐、兩杯咖啡，幫你收拾東西、弄開水、給你一個場地、給你空調，一個月3900塊，非常便宜了。咖啡館和買煙，這是我的惟二花費。
朱天心：朋友們比如初安民（印刻出版總編輯）想送他手機，可他什麼都不用。
談生活 “簡單生活會帶來更多的自由”
編輯提示：唐諾和天心的生活很簡單，每天就是家和咖啡館兩點一線，他們認為，生活越簡單，自由的空間越大。
新京報：那你找他怎麼辦？
朱天心：我也很少找他，因為每天都看得到。
唐諾：如果臨時找我，她知道咖啡館電話，咖啡館也很奇怪，這年頭居然還會有人打到咖啡館的電話去找人。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多了不起的事，非要馬上知道。
朱天心：我們結婚的時候，我媽媽的朋友就問，到底女婿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媽媽就說：“他只要一副圍棋和一本書，可以住在樹上幾年都沒有關係。”他的生活到這樣地步，他剛才講在咖啡館裏可以看得到人，這個可能對一般人來講不具任何意義，可是你想他從樹上下來，就有意義。
唐諾：如果監獄裏面可以抽煙的話，那大概對我來講呆在裏面不是什麼難事，而且還有人家供應夥食，只要那樣就可以，的確是很簡單。簡單對我來講，會帶來很多自由，比如說我之前一陣子在麥田工作，但是我始終會覺得自己不是編輯身份，所以我離開那裏也一點困難都沒有，因為你生活很簡單，所以自由度非常高。但是對我來講，這很愉快，不是說給人家制造麻煩很愉快，自由是很滑溜的東西，當你不得不有的東西越多，你被綁住的機會就越大。
朱天心：二十幾年前，我們最要好的朋友詹宏志（出版人，PC Home董事長），在遠流出版公司當總經理，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要離開的時候，我還記得那時候他們夫妻兩個就說在想下一個工作去哪裏。好比說，我們兩個一個月生活費只要5000塊，他們倆要15萬，20年前就要15萬，保險費、買房子、養車子，他們生活起跳已經很高，所以想下一個工作的時候，也只能是在哪邊做總經理或者社長，可選擇的機會好小好小，這樣才能維持生活水準。所以那時候我們倆就有個默契，絕對不要哪一天過到選擇會有這麼小，而是要隨時保持我要不工作也是可以的生活狀態。
唐諾：再好比，駱以軍是現在臺灣數一數二的好手，但是他給《壹周刊》寫專欄以後，裏面很多內容就沒法回頭，每個禮拜一篇，書寫就以1800字為單位進行思考，字數到了就收尾，很難有完整的空間處理東西。這也是行業在歷史裏變化造成的困難。18、19世紀，作家都是倚靠家族、國王去供養，現在要自己謀生，變成了獨立行業。在這個過程中，越走就發現路越難打開，處理的東西越來越沉重，好的作家不斷流失，二三十歲的時候天才一大堆，然後好的人才一路倒下，所以對我們來講，原來的部分很重要。你睡覺的地方就那麼大，100平米的房子，上廁所叫計程車，還要去收拾，這個是一個選擇的結果。
談天文 “朱天文的生活簡單到極致”
編輯提示：唐諾眼中的朱天心和朱天文兩姐妹都是對生活要求很低的人，尤其是天文，除了為侯孝賢的電影做編輯，幾乎沒有其他收入。
朱天心：我們倆跟學生時代的生活狀態差不多。
唐諾：我和朱天心如果要過好一點的生活的話，也許也還做得到，可問題是，那又怎麼樣呢？駱以軍寫《壹周刊》的稿子，稿費最高，一年500萬新臺幣，寫5年是2500萬新臺幣，但是跟一個作家的黃金時間比，劃算嗎？好歹兩三億才劃算吧。這個完全是你自己的判斷的高度理性，因為你知道有些東西你損失不起，你只能選擇一樣。
朱天心：我理解的自由，不是說你寫什麼都可以，而是說你還要有不寫的自由，不用被一堆生活上的瑣事催逼著，非得寫個不停。真的面對大的困難時你敢不寫，我覺得那才是自由。
唐諾：現在很多一線小說家，時間一到就必須要交出作品，好像不交出作品這個社會就會遺忘你，自己原來佔有的東西就會消失掉，跟乳牛一樣天天擠奶，結果是不斷萎頓下去，有的時候你看到就會覺得很心酸。好的書寫者養成不易，如果要過更好的生活，文學和寫作不是更好的選擇，靠書寫致富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
你很難想象朱天文的生活過得有多簡單，她看起來像個電影編劇，可朱天文的收入是少到你不敢相信的地步，甚至這幾年連侯孝賢編劇的電影她都不參與，侯孝賢電影三年一部，除此之外，她完全沒有別的收入。一般人大概感覺不出來，但是這是事實。朱天文的手機是我女兒換手機的時候把舊手機給的她，她以前也不用手機，現在手機也幾乎不用。基本上來講，她們姐妹都是這樣，手機通常都不回應。有時候我們家裏，手機、電話都在那裏響，其實全家都在，但是沒有人去接。要是小偷以此判斷家裏有沒有人，肯定以為家是空的。我一直覺得這樣生活不錯，真的不錯，並不辛苦。
新京報：但是唐諾其實是三三時期才和這個家庭有了這樣的接觸，在此之前也是這樣的生活方式嗎？
唐諾：我那時候也是這樣，而且比現在還要嚴重，可以一年不出門，就走到巷口買煙。那時候比現在還要沒有責任感，更多娛樂沒有放棄，寫毛筆字、刻印章，那個時間都給消耗了。現在這樣真的蠻好，很簡單，這樣才有真的自由，他們都不自由。
談觀念 “我們不能完全靠文字了解世界”
編輯提示：唐諾覺得，簡單的生活並不會導致創作缺失，相反，他認為很多的生活閱歷是眼高手低，是在不斷地重復，並沒有實際效用。
新京報：但是可能很多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方式會不會對創作有妨礙，文學是不是需要更多的生活色彩？有更多閱歷才有更好的創作？
唐諾：我想這個問題可能朱天心會跟我有一樣的看法，其實很多人的生活閱歷是眼高手低，你要真正做一個好的鑒賞者，並不是說三教九流什麼地方都去過就可以了，其實這些人的生活是在不斷重復的。其實在大眾傳媒到來以後，所有經驗都貶值了並且變得同質化。可能你每天接觸不同的人，但其實常常在同一軌道運行。
你對人是不是有好奇，有同情，你才會看出他的不同和特殊性，甚至要你自己心裏頭有內在存在的問題要問才可以，而不是眼前平坦一片。以前臺灣鄉土文學論戰時期，就有人質疑說，她們姐妹每天躲在書齋裏，能不能寫出好的作品。我們不能完全靠文字和白紙黑字了解世界，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可能通過這個來吸收，不見得比你的生活過程要不重要，因為那可以讓你在時空中有更大飛躍，你可以看到兩萬年外的人，建構更復雜的對人的理解。
這幾年大家不會再去說這個話題，朱天心的《古都》看過後，你就能看出她對人的那個深度的理解，並不是說親身體驗了勞動，才可以寫勞動人民。外在世界沒有你想象中的那麼萬能，當你心中一無疑惑，走在熱鬧街頭和走在荒漠是一模一樣的。
朱天心：早些年，我好怕回答這個問題。確實，自己沒有跟大部分人在人生縱向上一致，大家離開學校熱衷工作、或者讀個學位、結個好婚，那時候我就覺得這些事情我完全不熱衷，都不是最想做的。當然有人就會說，你生活這麼簡單怎麼可以，可是那個勉強不來，不想過就是不想過。可是到了後半段，40歲以後，我反而非常珍惜這樣的經歷，很多同輩人跟大家一樣過，置身人群，但卻是被淹沒的位置，甚至包括你的價值觀。
到後來聽他們講話，聊天裏頭，完全是跟一般人一樣。男生比車子、比位子、比什麼。文學裏要見人所未見，盡管那可能是偏見，可能看錯了，可是那又有什麼關係，有一樣想法的人這麼多，多一兩個一模一樣想法的又怎樣。文學讀者還是希望看到那種，明明我們大家肉眼看到一樣的，但是我們所處的世界看到的是你沒看到的作者吧。作為寫東西的人，我不敢去冒險，我還是相信生活的侵蝕力，我一點都不覺得我可以有比別人多的能耐去抵抗這個，所以還不如在邊緣上看自己能看到的風景。
唐諾：其實就是視角改變了，王家衛的文章裏舉例說，偵探小說裏跟蹤別人的時候，最怕對方上公車，因為公車停走時間跟其他車不一樣，後面跟著會比較不容易掌握。所以在不同時間節奏和視角裏，有些真相會浮出來。如果你和這個世界，合而無間、水乳交融，其實永遠是個潤滑。很多人每天生活都一樣，從早上出門，一天工作回來，完全不用動腦子，接近自動化了。所以為什麼有時候要到異國去，讓身體重新緊張起來。出版界常常會出一些書，書名類似火星來的人怎樣怎樣，就是先把自己陌生化。世界是個完整實體，沒有過度訊息化。
朱天心：最典型的其實是魯迅，他在《吶喊》裏其實就是說，大家都在鐵皮屋裏，要不要喊出來？他最後選擇還是喊出來，他覺得那是他作為一個看到的人的責任。西方講沉默螺旋理論，寧肯跟大家一起錯，也不要一個人對。人的勇氣和能力的積攢不容易，但是到後期我甚至會想辦法像修行一樣留在那個位置上，不管是現實的催逼或是吸引。甚至到後來自我要求不僅要吶喊出來，還要讓人家覺得你不是個神經病，還要說服人家。再進一步說，這個說服過程本身就像一場演出，是可被欣賞的。可以想見，未來三五年內，這是我對自己文字一個短期的要求———繼續站在這樣的位置，見人之所未見。你講出來的東西，不要被人家視為無稽，能夠說服人，同時你的文字本身也是好看的作品。（記者 姜妍）
2009年03月05日 10:36:11 來源：新京報
約在一個咖啡館裏採訪唐諾（左）和朱天心（右），對于他們來講，咖啡館是生活中的重要場所。（記者 姜妍 攝）
■對話者簡介及其作品
唐諾
本名謝才俊，1958年生，臺灣宜蘭人，臺大歷史係畢業，曾任臉譜出版社總編輯，現為自由讀書人。著有《唐諾推理小說導讀選》（I、II）、《讀者時代》、《文字的故事》、《閱讀的故事》等書。譯作則以推理小說為主。
《文字的故事》、《閱讀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
朱天心
山東臨朐人，1958年生于高雄風山。臺灣大學歷史係畢業。曾主編《三三集刊》，著有《方舟上的日子》、《擊壤歌》、《昨日當我年輕時》、《未了》、《時移事往》、《我記得繕》、《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學飛的盟盟》、《古都》、《漫遊者》、《二十二歲之前》等。
（上）《學飛的盟盟》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下）《獵人們》三聯書店2006年版。
唐諾和朱天心夫婦已經很久沒有出現在我們的視線中了，似乎一直以來，他們就生活得猶如隱士，他們這些年在幹嗎？他們過得好不好？他們對生活還有怎樣的期待？今年，朱天心的《學飛的盟盟》和唐諾的《文字的故事》也將陸續在中國內地出版，本報記者日前赴臺特意採訪了夫婦二人，和他們聊女兒、聊生活、聊經歷，也算是在二人圖書出版前，為喜歡他們的讀者一解小渴。
談女兒 “花了好幾年理解盟盟的快樂”
編輯提示：天心和唐諾的女兒謝海盟是個水瓶座女孩，是個容易活在自己世界裏的女孩，天心說，適應她的內心世界和快樂，花了好幾年的時間。
新京報：我們先從《學飛的盟盟》開始聊吧，這本書今年將會和內地的讀者見面，你當年寫這樣一本書是出于怎樣的想法和狀態？
朱天心：那時候覺得盟盟（真名謝海盟，朱天心和唐諾的女兒）最天真純潔的年齡快要過去了，很想把她最快樂的部分記錄下來，因為我們自己小的時候是爸媽不管長大的，所以當身邊出現一個小朋友的時候，很希望把她成長中最快樂的部分記錄下來。
很多父母可能在沒有小孩之前都會這麼想，可是有了以後就會完全不同，像駱以軍（臺灣作家，著有《西夏旅館》等），沒有小孩之前就立志說，將來也要像我們養盟盟那樣養小孩，可是兩個小孩出來以後他就會很緊張，會比較退縮回去，比如會讓小孩在上幼兒園之前就學英文，我們就會覺得他是不是太緊張了，他會說：“不行，你們盟盟是天才，我們的孩子不是，我一定得這樣教。”
唐諾：哪有這回事。（指駱以軍說盟盟是天才。）
朱天心：對啊，我只會覺得，小時候自己沒有太辛苦，也希望盟盟是。
新京報：天心對盟盟的教育方式在我看來有很多特別之處，比如說，會跟盟盟講，放學後不要那麼早回家，可以去外面溜達一下，又或者某天會不讓盟盟上學，而是拉著她去咖啡館。但是盟盟後來反而成了一個比較回歸傳統在“正道”上前行的孩子。
朱天心：其實我只是覺得小時候自己成長很快樂，所以就想讓她也是如此，我太想試著把她拉離正道，她反而會有點緊張，反而會並不如你所料。到後來就是自己要調整，你覺得最好的事情，對她來講不一定，只要她開心就好了。
新京報：她是什麼星座？
朱天心：水瓶。
新京報：水瓶座比較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裏。
朱天心：對，她常常會跟我講，同學們看電影時，就會討論說誰長得怎樣，誰長得好看或者好怪，她就會說：“我覺得你們好奇怪，你們怎麼看得出人的差別，我都看不出。”可是她可以輕松分辨出一個蜥蜴的差別。
新京報：她對動物關注比人興趣要大。
朱天心：可能是，這樣講變得很怪是不是。唐諾是我女兒的鐵桿粉絲，（唐諾：我哪是？！）我還會有很多適應、調整。
談家教 “我對天心的嚴厲遠超過盟盟”
編輯提示：唐諾說自己不喜歡像大多數家長一樣幫盟盟做一些選擇，他覺得應該給她更多自由的選擇空間。相反，他對天心的要求比對盟盟嚴厲。
新京報：所以你不會像大多數家長一樣去幫助盟盟做出一些選擇。
唐諾：幫助是有限度的，因為這裏有個很難拿捏的分寸，在過度和不及之間，有時候也包括時機的選擇。比如天心會說，什麼事你要跟盟盟講一下，但是有時候硬要講很怪，時機對的時候可以自然地談，對我來講，我當然期望她可能是某一種人，可是那也只是我的期望而已，跟她沒有什麼關係。所以其實不是天心講的我對女兒崇拜，哪有這樣，甚至一般別人會覺得我不負責任。但是有些事告訴她需要有時機，有時候還不到那個時候，連話都會聽錯，連提問都會提問錯誤。所以我寧肯覺得，讓她在對的舒服的正確的空間裏就好。
天心以前說，哪本書一定讓她看，我就覺得不要那樣，找給她看就變成教科書了，我寧肯把那個樂趣保留給她自己。對我來講，我不會把任何希望放在她身上，這個期望通常代表有點責任、義務，如果我覺得那麼重要，那我就自己做。
相對來講在這方面，我對天心的嚴厲遠超過謝海盟，某種程度來講，我不認為謝海盟有到我需要嚴厲對待她，或者說，我不認為她到現在有能耐可以讓我這樣要求她。而對天心來講，你明明已經是這樣一個成熟、有爆發力的小說書寫者，你就要走下去，這已經不是你個人要不要的問題。
談朋友 “理解朋友們那呼之欲出的力量”
編輯提示：對于朋友，唐諾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也不是對所有人都這樣，只對眼前能看見的人要求比較多，比如朱天文、駱以軍、侯孝賢等。
朱天心：其實我們的差別不光是對小孩，唐諾永遠覺得，人不是有天大了不起的價值需要強加于人，而我總是覺得人是可以改變的，然後我也會有那個熱情想去影響人家。唐諾覺得自己做就好，他永遠無意去改變別人，是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這都是我們多年下來的習慣，他老覺得我到了一個年紀還這樣天真，我就會覺得他偏冷。
新京報：是不是唐諾看得起的人，才會嚴厲去對待？
唐諾：也並不是這個意思啦，但是能讓我常常要求的人並不多，通常都是看到那個人就在眼前才會，比如朱天文（臺灣作家，著有《最好的時光》等）、駱以軍，對其他人來講，其實我並沒有說過什麼太嚴厲的話。但是這幾個人，我理解他們呼之欲出的那個力量，有時候可能因為某種原因，或者是自己懶放松掉，那就非常可惜。
另外我還對一個人長期嚴格，就是侯孝賢，直到《最好的時光》，我才第一次給出一個很正面的評價。但是對大多數人來說，其實生命那麼多樣，管好自己不要為非作歹就可以了。你知道有些東西還是沒有辦法相信所有人都可以被這樣要求的，某些美好的、困難的東西，對我來講，只有某些人有那樣的稟賦，就好像要抗住一些東西。
所以比如像朱天文的小說，我一直有一定程度的批判，天心聽過很多，侯孝賢當年就說：“我一定要拍一部電影，讓唐諾喜歡。”對這些人的期望有時近乎對自己。所以從另外角度說，盟盟還沒到這個程度，她也有一些有趣的地方，有些傳言和真的一樣，但其實她也就是正常年歲的小孩，只是有點怪，比如她覺得全世界最帥的人是于魁智。
朱天心：她到現在還穿學生時代的制服，終年只穿一雙球鞋，直到這雙鞋穿壞了，才會穿另一雙。我以前會建議她到夏天換一雙涼鞋，她就會說：“我不是蜈蚣，我只有兩只腳。”她一年到頭惟一會把存的錢花掉的機會就是每年中京院來臺北演出，她就會買最好的票坐在最前排聽，像個老頭子一樣，她喜歡老生戲。
談寫作 “寫作一定要有意志力去對抗”
編輯提示：唐諾喜歡在咖啡館寫作，他認為，寫作要有意志力去對抗，而在家裏，意志力比較弱。
新京報：你們現在的生活是怎樣的狀態？
唐諾：我們生活很簡單，年紀到了一定程度，每天有精神的時間也不多了，所以就是早上工作，我知道在家裏工作很麻煩，所以一定到咖啡館。
朱天心：海盟說唐諾是我們的大教練，有時候他起來以後就會在外面等我們一起去咖啡館，因為他起來以後其實已經是在一個寫的狀態，有時候會希望像小叮當一樣有個任意門，可以打開就到咖啡館了。
唐諾：海明威講過，不要去做有企圖性的事情，所以我就是想第一時間去工作，做完之後再說其他。
朱天心：我們這一兩年也在調整，有時候還是會賴床，海盟就會說：“大教練又在那裏等啦！”我們的動作就會加快。
唐諾：我自己一個人去咖啡館的話，一般9點就到了，如果跟她們一起去，會11點半左右才到。
新京報：在家裏工作不可以嗎？
唐諾：家裏來講太熟悉了，意志力會不是那麼好，但是寫作必須要有意志力去對抗，寫東西不斷會碰到困難，家裏很容易有熟悉的事物把你拉出去。我們生活很簡單，跟人家也不發生關係，可是你還是覺得關起門獨處有一點不妥，畢竟我們並不是那麼學術性或者專業性。我在咖啡館大概有十幾年，也很便宜，臺幣來講，我目前使用的咖啡館會給你很不錯的早餐、兩杯咖啡，幫你收拾東西、弄開水、給你一個場地、給你空調，一個月3900塊，非常便宜了。咖啡館和買煙，這是我的惟二花費。
朱天心：朋友們比如初安民（印刻出版總編輯）想送他手機，可他什麼都不用。
談生活 “簡單生活會帶來更多的自由”
編輯提示：唐諾和天心的生活很簡單，每天就是家和咖啡館兩點一線，他們認為，生活越簡單，自由的空間越大。
新京報：那你找他怎麼辦？
朱天心：我也很少找他，因為每天都看得到。
唐諾：如果臨時找我，她知道咖啡館電話，咖啡館也很奇怪，這年頭居然還會有人打到咖啡館的電話去找人。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多了不起的事，非要馬上知道。
朱天心：我們結婚的時候，我媽媽的朋友就問，到底女婿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媽媽就說：“他只要一副圍棋和一本書，可以住在樹上幾年都沒有關係。”他的生活到這樣地步，他剛才講在咖啡館裏可以看得到人，這個可能對一般人來講不具任何意義，可是你想他從樹上下來，就有意義。
唐諾：如果監獄裏面可以抽煙的話，那大概對我來講呆在裏面不是什麼難事，而且還有人家供應夥食，只要那樣就可以，的確是很簡單。簡單對我來講，會帶來很多自由，比如說我之前一陣子在麥田工作，但是我始終會覺得自己不是編輯身份，所以我離開那裏也一點困難都沒有，因為你生活很簡單，所以自由度非常高。但是對我來講，這很愉快，不是說給人家制造麻煩很愉快，自由是很滑溜的東西，當你不得不有的東西越多，你被綁住的機會就越大。
朱天心：二十幾年前，我們最要好的朋友詹宏志（出版人，PC Home董事長），在遠流出版公司當總經理，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要離開的時候，我還記得那時候他們夫妻兩個就說在想下一個工作去哪裏。好比說，我們兩個一個月生活費只要5000塊，他們倆要15萬，20年前就要15萬，保險費、買房子、養車子，他們生活起跳已經很高，所以想下一個工作的時候，也只能是在哪邊做總經理或者社長，可選擇的機會好小好小，這樣才能維持生活水準。所以那時候我們倆就有個默契，絕對不要哪一天過到選擇會有這麼小，而是要隨時保持我要不工作也是可以的生活狀態。
唐諾：再好比，駱以軍是現在臺灣數一數二的好手，但是他給《壹周刊》寫專欄以後，裏面很多內容就沒法回頭，每個禮拜一篇，書寫就以1800字為單位進行思考，字數到了就收尾，很難有完整的空間處理東西。這也是行業在歷史裏變化造成的困難。18、19世紀，作家都是倚靠家族、國王去供養，現在要自己謀生，變成了獨立行業。在這個過程中，越走就發現路越難打開，處理的東西越來越沉重，好的作家不斷流失，二三十歲的時候天才一大堆，然後好的人才一路倒下，所以對我們來講，原來的部分很重要。你睡覺的地方就那麼大，100平米的房子，上廁所叫計程車，還要去收拾，這個是一個選擇的結果。
談天文 “朱天文的生活簡單到極致”
編輯提示：唐諾眼中的朱天心和朱天文兩姐妹都是對生活要求很低的人，尤其是天文，除了為侯孝賢的電影做編輯，幾乎沒有其他收入。
朱天心：我們倆跟學生時代的生活狀態差不多。
唐諾：我和朱天心如果要過好一點的生活的話，也許也還做得到，可問題是，那又怎麼樣呢？駱以軍寫《壹周刊》的稿子，稿費最高，一年500萬新臺幣，寫5年是2500萬新臺幣，但是跟一個作家的黃金時間比，劃算嗎？好歹兩三億才劃算吧。這個完全是你自己的判斷的高度理性，因為你知道有些東西你損失不起，你只能選擇一樣。
朱天心：我理解的自由，不是說你寫什麼都可以，而是說你還要有不寫的自由，不用被一堆生活上的瑣事催逼著，非得寫個不停。真的面對大的困難時你敢不寫，我覺得那才是自由。
唐諾：現在很多一線小說家，時間一到就必須要交出作品，好像不交出作品這個社會就會遺忘你，自己原來佔有的東西就會消失掉，跟乳牛一樣天天擠奶，結果是不斷萎頓下去，有的時候你看到就會覺得很心酸。好的書寫者養成不易，如果要過更好的生活，文學和寫作不是更好的選擇，靠書寫致富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
你很難想象朱天文的生活過得有多簡單，她看起來像個電影編劇，可朱天文的收入是少到你不敢相信的地步，甚至這幾年連侯孝賢編劇的電影她都不參與，侯孝賢電影三年一部，除此之外，她完全沒有別的收入。一般人大概感覺不出來，但是這是事實。朱天文的手機是我女兒換手機的時候把舊手機給的她，她以前也不用手機，現在手機也幾乎不用。基本上來講，她們姐妹都是這樣，手機通常都不回應。有時候我們家裏，手機、電話都在那裏響，其實全家都在，但是沒有人去接。要是小偷以此判斷家裏有沒有人，肯定以為家是空的。我一直覺得這樣生活不錯，真的不錯，並不辛苦。
新京報：但是唐諾其實是三三時期才和這個家庭有了這樣的接觸，在此之前也是這樣的生活方式嗎？
唐諾：我那時候也是這樣，而且比現在還要嚴重，可以一年不出門，就走到巷口買煙。那時候比現在還要沒有責任感，更多娛樂沒有放棄，寫毛筆字、刻印章，那個時間都給消耗了。現在這樣真的蠻好，很簡單，這樣才有真的自由，他們都不自由。
談觀念 “我們不能完全靠文字了解世界”
編輯提示：唐諾覺得，簡單的生活並不會導致創作缺失，相反，他認為很多的生活閱歷是眼高手低，是在不斷地重復，並沒有實際效用。
新京報：但是可能很多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方式會不會對創作有妨礙，文學是不是需要更多的生活色彩？有更多閱歷才有更好的創作？
唐諾：我想這個問題可能朱天心會跟我有一樣的看法，其實很多人的生活閱歷是眼高手低，你要真正做一個好的鑒賞者，並不是說三教九流什麼地方都去過就可以了，其實這些人的生活是在不斷重復的。其實在大眾傳媒到來以後，所有經驗都貶值了並且變得同質化。可能你每天接觸不同的人，但其實常常在同一軌道運行。
你對人是不是有好奇，有同情，你才會看出他的不同和特殊性，甚至要你自己心裏頭有內在存在的問題要問才可以，而不是眼前平坦一片。以前臺灣鄉土文學論戰時期，就有人質疑說，她們姐妹每天躲在書齋裏，能不能寫出好的作品。我們不能完全靠文字和白紙黑字了解世界，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可能通過這個來吸收，不見得比你的生活過程要不重要，因為那可以讓你在時空中有更大飛躍，你可以看到兩萬年外的人，建構更復雜的對人的理解。
這幾年大家不會再去說這個話題，朱天心的《古都》看過後，你就能看出她對人的那個深度的理解，並不是說親身體驗了勞動，才可以寫勞動人民。外在世界沒有你想象中的那麼萬能，當你心中一無疑惑，走在熱鬧街頭和走在荒漠是一模一樣的。
朱天心：早些年，我好怕回答這個問題。確實，自己沒有跟大部分人在人生縱向上一致，大家離開學校熱衷工作、或者讀個學位、結個好婚，那時候我就覺得這些事情我完全不熱衷，都不是最想做的。當然有人就會說，你生活這麼簡單怎麼可以，可是那個勉強不來，不想過就是不想過。可是到了後半段，40歲以後，我反而非常珍惜這樣的經歷，很多同輩人跟大家一樣過，置身人群，但卻是被淹沒的位置，甚至包括你的價值觀。
到後來聽他們講話，聊天裏頭，完全是跟一般人一樣。男生比車子、比位子、比什麼。文學裏要見人所未見，盡管那可能是偏見，可能看錯了，可是那又有什麼關係，有一樣想法的人這麼多，多一兩個一模一樣想法的又怎樣。文學讀者還是希望看到那種，明明我們大家肉眼看到一樣的，但是我們所處的世界看到的是你沒看到的作者吧。作為寫東西的人，我不敢去冒險，我還是相信生活的侵蝕力，我一點都不覺得我可以有比別人多的能耐去抵抗這個，所以還不如在邊緣上看自己能看到的風景。
唐諾：其實就是視角改變了，王家衛的文章裏舉例說，偵探小說裏跟蹤別人的時候，最怕對方上公車，因為公車停走時間跟其他車不一樣，後面跟著會比較不容易掌握。所以在不同時間節奏和視角裏，有些真相會浮出來。如果你和這個世界，合而無間、水乳交融，其實永遠是個潤滑。很多人每天生活都一樣，從早上出門，一天工作回來，完全不用動腦子，接近自動化了。所以為什麼有時候要到異國去，讓身體重新緊張起來。出版界常常會出一些書，書名類似火星來的人怎樣怎樣，就是先把自己陌生化。世界是個完整實體，沒有過度訊息化。
朱天心：最典型的其實是魯迅，他在《吶喊》裏其實就是說，大家都在鐵皮屋裏，要不要喊出來？他最後選擇還是喊出來，他覺得那是他作為一個看到的人的責任。西方講沉默螺旋理論，寧肯跟大家一起錯，也不要一個人對。人的勇氣和能力的積攢不容易，但是到後期我甚至會想辦法像修行一樣留在那個位置上，不管是現實的催逼或是吸引。甚至到後來自我要求不僅要吶喊出來，還要讓人家覺得你不是個神經病，還要說服人家。再進一步說，這個說服過程本身就像一場演出，是可被欣賞的。可以想見，未來三五年內，這是我對自己文字一個短期的要求———繼續站在這樣的位置，見人之所未見。你講出來的東西，不要被人家視為無稽，能夠說服人，同時你的文字本身也是好看的作品。（記者 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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