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退期”和我們自己 馬慧元
朱志學寫於 2011年5月18日 20:04
“衰退期”和我們自己
馬慧元
現在常有人感嘆寫作和文化出版事業的衰退，隨便在哪個中文網站都能看到這樣的帖子，簡直哀歌遍地。甚至有人說，不管怎麼保護版權，寫作也是沒有前途的事業。沒錯，世風日下，大家都在上網，讀書人越來越少，經典文化在市場上被打入冷宮，如此等等。
這樣的情緒，過去我也有，也常常憤然。但現在，我的感受真的很不一樣，這與最近看的一些閒書有關。
既然提到衰退沒落，那我們看看“不衰退”的、甚至所謂“黃金時期”，是甚麼樣吧。拿古典音樂來說，李斯特時代可是鋼琴演奏和創作的黃金時期了。李斯特本人炙手可熱，既是明星也是真大師，其他的人，蕭邦舒曼柏遼茲門德爾松等等，也帶來藝術上真正的偉大成就。舒曼不斷寫文章支持天才同行，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抱團作戰”了。然而，抱團作戰的精神，並沒有解決所有的問題，尤其對那些連抱團都不屑的人而言。法國人阿爾肯（C.-V.Alkan，1813-1888）就是這樣的作曲家。他也是神童出身，也有高超的演奏才能，卻默默地退守在世界的角落。他和蕭邦、李斯特都有交往，李斯特很欣賞他的才能。後人把阿爾肯的《大奏鳴曲》視為李斯特著名的B小調奏鳴曲的同類。作品被忽視，當然和阿爾肯拒絕公關、不願開演奏會有關，也和他作品濃厚獨特的宗教性有關。因為太遠離多數人的音樂經驗，技術又太難，他的鋼琴作品好多年都沒人演奏。直到近年，在他去世一百多年後，一些鋼琴家才開始復活他的作品，從中發現了價值。雖然作品風格既遠離一般意義上的“浪漫派”，又不能歸入任何一類，但阿爾肯有自己的志向、追求和才能，他不該被如此埋沒。時間和歷史，真的是公平的麼？如果是的話，是在一百年內實現公平，還是要在三百年內？那些蕪雜的、難以歸類的好作品，一直在給後人提供思考的難題，又不斷地在和現成的價值觀捉迷藏。
但當年阿爾肯一直沒有妥協，入不敷出的時候也不願開音樂會來給自己做廣告——矛盾的是，他同時又極度渴望有一些承認或成就感。他多年隱居，連正式教職都沒有，默默地寫著沒有任何人彈和聽的曲子，整個人也越來越憤世嫉俗。他在日記中寫道：“連創作對我來說都沒甚麼吸引力了，因為我看不到任何目標。”
你看，這就是所謂“黃金時期”“全盛時代”的音樂天才的淒涼聲音。李斯特、蕭邦的光環屬於他們自己，阿爾肯不但沒沾上光，還因作品風格和時風格格不入，被擠兌得更厲害。類似的例子太多了，音樂之都維也納提供給莫扎特、貝多芬和舒伯特許許多多營養，但並沒有足夠地善待他們。舒伯特無人資助不說，死後十年才開始被人理解。維也納這個音樂史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有時候被人提起是因為這裡的市民、音樂愛好者們徹底地誤解了真正的天才。天才是天才，環境是環境，兩者不可分割，但也不能混為一談。
另一座歐洲音樂史上的重要城市——萊比錫呢？巴赫臨死的時候，音樂家中最吃香的是泰萊曼。而那時的巴赫沒從這個偉大的時代和地區分到甚麼可見的榮光。老年的巴赫，看到的不是自己的事業“即將沒落”，而是“已經沒落”，不是哀歌而是輓歌，他的賦格不是甚麼“夕陽產業”，而是早已淡出，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他的學生克雷布斯，這個可憐的傢伙因為還操著巴赫的手藝，終生貧困。巴赫大概不會想到自己的作品還能再被演奏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二百年，他想到的可能是永久的遺忘。事實上，各種結果，對他來說是一樣的。老而失明的他，仍然忙著修改《萊比錫眾贊歌》等舊作，又寫了《賦格的藝術》，他的心情我們不知道，也許他只是沒有時間考量得失而已。
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也有過音樂發展的好時候。一戰前的法國，擁有過弗雷、聖桑、拉威爾和衛多爾。這些精英如此集中地出現，所以這個時代看上去飽滿得很，文化素質之高令今人嘆為觀止。然而真相是，弗雷為了謀生在教堂做管風琴師、教學生來換麵包，在無人承認、生活艱辛的狀態下度過了25年。當回報慢慢到來的時候，他的聽力已經衰退。類似的天才中，運氣從極好到極壞的都有，原因也許是可以找到的，但生命對他們只有一次。
從環境、時代和天才的關係來讀歷史，其實挺有意思。有些天才和他們的成就帶動併發展了環境，典型的如李斯特；也有的天才和環境格格不入，倒是在和環境的頑抗中才成就了自己。從受眾這一端來看，理解並吸收當代的好作品其實很難、很偶然，再好的環境，也是由芸芸眾生組成的。每個時代都埋沒了很多的好東西。類似的故事不但在文明悠久的歐陸，也在年輕的美國上演。上個世紀上半葉，美國出了一些詩人、作曲家，他們一邊做美國人、吸收紐約的城市精神，一邊做loser，負債累累，處處碰壁。他們骨子裡反美國反得最厲害。
你看，無論在哪個時代、哪個環境，個體總是個體。不管環境對錯，別人的成就和光環是別人的，罩不到你。再蒸蒸日上的時代都如此，別人的概率並不負責你的人生，而環境、時代、時風，至多提供某個個體一個可參照的概率。
說到概率，你我既生在世界上、人群中，每人頭上都籠罩著依據不同特徵而分的概率值，最明顯的是年齡、性別、環境、時代、天分……
不是說這些概率都不會起作用，但在這些“可見特徵”之外，分明還有一些“不可見特徵”，那些不可見、沒有被計算過的概率值，在默默起著作用。從表面看，許許多多的人的成就都是小概率事件，不可能事件，但這些人身上深埋著一些逃脫普通測量、難以量化的潛質，比如：意志和決心。在女性不可能有所成就的歷史上，在女人生存條件比現在惡劣得多的環境下，也有傑出的女性狠狠扳過了那個概率值。在小得不能再小的概率面前，總有一些異數無視概率，讓自己身上更堅強的東西自由生長，直到讓它健壯得壓過了環境和時代，讓那些塑人成型的力量軟化並退卻。
於是這個世界奢侈地擁有了巴赫、貝多芬以及許許多多的人。記住這些人，不是因為我們慷慨，而是因為我們從中獲益。而巴赫和貝多芬並不知道這些小概率的結果，他們背對著別人眼中近於“0”的概率，躬行那個概率值等於“1”的、活完自己的事件。
朱志學寫於 2011年5月18日 20:04
“衰退期”和我們自己
馬慧元
現在常有人感嘆寫作和文化出版事業的衰退，隨便在哪個中文網站都能看到這樣的帖子，簡直哀歌遍地。甚至有人說，不管怎麼保護版權，寫作也是沒有前途的事業。沒錯，世風日下，大家都在上網，讀書人越來越少，經典文化在市場上被打入冷宮，如此等等。
這樣的情緒，過去我也有，也常常憤然。但現在，我的感受真的很不一樣，這與最近看的一些閒書有關。
既然提到衰退沒落，那我們看看“不衰退”的、甚至所謂“黃金時期”，是甚麼樣吧。拿古典音樂來說，李斯特時代可是鋼琴演奏和創作的黃金時期了。李斯特本人炙手可熱，既是明星也是真大師，其他的人，蕭邦舒曼柏遼茲門德爾松等等，也帶來藝術上真正的偉大成就。舒曼不斷寫文章支持天才同行，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抱團作戰”了。然而，抱團作戰的精神，並沒有解決所有的問題，尤其對那些連抱團都不屑的人而言。法國人阿爾肯（C.-V.Alkan，1813-1888）就是這樣的作曲家。他也是神童出身，也有高超的演奏才能，卻默默地退守在世界的角落。他和蕭邦、李斯特都有交往，李斯特很欣賞他的才能。後人把阿爾肯的《大奏鳴曲》視為李斯特著名的B小調奏鳴曲的同類。作品被忽視，當然和阿爾肯拒絕公關、不願開演奏會有關，也和他作品濃厚獨特的宗教性有關。因為太遠離多數人的音樂經驗，技術又太難，他的鋼琴作品好多年都沒人演奏。直到近年，在他去世一百多年後，一些鋼琴家才開始復活他的作品，從中發現了價值。雖然作品風格既遠離一般意義上的“浪漫派”，又不能歸入任何一類，但阿爾肯有自己的志向、追求和才能，他不該被如此埋沒。時間和歷史，真的是公平的麼？如果是的話，是在一百年內實現公平，還是要在三百年內？那些蕪雜的、難以歸類的好作品，一直在給後人提供思考的難題，又不斷地在和現成的價值觀捉迷藏。
但當年阿爾肯一直沒有妥協，入不敷出的時候也不願開音樂會來給自己做廣告——矛盾的是，他同時又極度渴望有一些承認或成就感。他多年隱居，連正式教職都沒有，默默地寫著沒有任何人彈和聽的曲子，整個人也越來越憤世嫉俗。他在日記中寫道：“連創作對我來說都沒甚麼吸引力了，因為我看不到任何目標。”
你看，這就是所謂“黃金時期”“全盛時代”的音樂天才的淒涼聲音。李斯特、蕭邦的光環屬於他們自己，阿爾肯不但沒沾上光，還因作品風格和時風格格不入，被擠兌得更厲害。類似的例子太多了，音樂之都維也納提供給莫扎特、貝多芬和舒伯特許許多多營養，但並沒有足夠地善待他們。舒伯特無人資助不說，死後十年才開始被人理解。維也納這個音樂史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有時候被人提起是因為這裡的市民、音樂愛好者們徹底地誤解了真正的天才。天才是天才，環境是環境，兩者不可分割，但也不能混為一談。
另一座歐洲音樂史上的重要城市——萊比錫呢？巴赫臨死的時候，音樂家中最吃香的是泰萊曼。而那時的巴赫沒從這個偉大的時代和地區分到甚麼可見的榮光。老年的巴赫，看到的不是自己的事業“即將沒落”，而是“已經沒落”，不是哀歌而是輓歌，他的賦格不是甚麼“夕陽產業”，而是早已淡出，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他的學生克雷布斯，這個可憐的傢伙因為還操著巴赫的手藝，終生貧困。巴赫大概不會想到自己的作品還能再被演奏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二百年，他想到的可能是永久的遺忘。事實上，各種結果，對他來說是一樣的。老而失明的他，仍然忙著修改《萊比錫眾贊歌》等舊作，又寫了《賦格的藝術》，他的心情我們不知道，也許他只是沒有時間考量得失而已。
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也有過音樂發展的好時候。一戰前的法國，擁有過弗雷、聖桑、拉威爾和衛多爾。這些精英如此集中地出現，所以這個時代看上去飽滿得很，文化素質之高令今人嘆為觀止。然而真相是，弗雷為了謀生在教堂做管風琴師、教學生來換麵包，在無人承認、生活艱辛的狀態下度過了25年。當回報慢慢到來的時候，他的聽力已經衰退。類似的天才中，運氣從極好到極壞的都有，原因也許是可以找到的，但生命對他們只有一次。
從環境、時代和天才的關係來讀歷史，其實挺有意思。有些天才和他們的成就帶動併發展了環境，典型的如李斯特；也有的天才和環境格格不入，倒是在和環境的頑抗中才成就了自己。從受眾這一端來看，理解並吸收當代的好作品其實很難、很偶然，再好的環境，也是由芸芸眾生組成的。每個時代都埋沒了很多的好東西。類似的故事不但在文明悠久的歐陸，也在年輕的美國上演。上個世紀上半葉，美國出了一些詩人、作曲家，他們一邊做美國人、吸收紐約的城市精神，一邊做loser，負債累累，處處碰壁。他們骨子裡反美國反得最厲害。
你看，無論在哪個時代、哪個環境，個體總是個體。不管環境對錯，別人的成就和光環是別人的，罩不到你。再蒸蒸日上的時代都如此，別人的概率並不負責你的人生，而環境、時代、時風，至多提供某個個體一個可參照的概率。
說到概率，你我既生在世界上、人群中，每人頭上都籠罩著依據不同特徵而分的概率值，最明顯的是年齡、性別、環境、時代、天分……
不是說這些概率都不會起作用，但在這些“可見特徵”之外，分明還有一些“不可見特徵”，那些不可見、沒有被計算過的概率值，在默默起著作用。從表面看，許許多多的人的成就都是小概率事件，不可能事件，但這些人身上深埋著一些逃脫普通測量、難以量化的潛質，比如：意志和決心。在女性不可能有所成就的歷史上，在女人生存條件比現在惡劣得多的環境下，也有傑出的女性狠狠扳過了那個概率值。在小得不能再小的概率面前，總有一些異數無視概率，讓自己身上更堅強的東西自由生長，直到讓它健壯得壓過了環境和時代，讓那些塑人成型的力量軟化並退卻。
於是這個世界奢侈地擁有了巴赫、貝多芬以及許許多多的人。記住這些人，不是因為我們慷慨，而是因為我們從中獲益。而巴赫和貝多芬並不知道這些小概率的結果，他們背對著別人眼中近於“0”的概率，躬行那個概率值等於“1”的、活完自己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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