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神鬼戰士的精神賠償金
朱志學寫於 2011年4月14日 11:46
「這個時代只重價格，沒有價格的事很少人想做。」充分印證韋伯（Max Weber)先知般的凝視早預見的“現代化”終局。
現代大學,再培養不出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
那是一種文化的精緻,一種價值的講究。
可價值是“閑”出來的,不同於價格是“忙”出來的。
發達資本主義基於利潤與效率的運轉邏輯,將評鑑機制發展到極致,早是大勢所趨,吃這行飯的人又豈能無所覺悟？
等著他們的學術生涯：就是“價值”的飄散與“自由”的淪喪。
於是所云學術價值的創造,在這學術評比標準儼然定於一尊的SCI年代,早貶值為升等框套中的評比“點數”。
明知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身陷此“局戲”中而無力另謀他途以求自食其力的“學術神鬼戰士”,也只好繼續扮演幫兇,以強烈的捍衛姿態,捍衛讓他淪喪自由的“結構”,捍衛他的“價格”：不論是學位、薪水、升等、名望、資歷、退休金...........就某個深微的意義而言,你很難自命清高的放棄爭取,因為這些都是你完成最後升等以前,拿命換錢、出賣靈魂、淪喪自由的精神賠償金..........
ＰＳ
菜教授為升等 力拚學術戰場
2010-10-24 22:42 作者：呂苡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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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呂苡榕專題報導】大學校園內，年輕教師是一批批剛出校門的學術新鮮人，等待著他們的不是繽紛彩紙與熱情期許，剛脫離學生身分，從台下到台上，他們馬上變身成為「學術神鬼戰士」，被繁重的教學與研究壓得喘不過氣，為了幾年後的「續聘」而拚命。
台灣高等教育規定教師升等的考核機制，制度內出現了不少瑕疵，許多剛踏入教職的年輕助理教授因此背負了沉重的壓力。翻開各校的升等規定，一位教師準備升等前，必須在教學、研究與服務上達到某種水平。
升等負荷重 公私有別
以國立中正大學為例，教學依據過去幾年的教學評量表、授課時數是否達到標準，以及是否獲頒教學類獎項來評分。服務方面則是教師參與學校各級會議的狀況、擔任在職專班教育推廣職務、其他招生相關職務。
最後一項的研究評量，除了比重高達75％的專書著作審核之外，其他25％則由教師執行的研究計畫及研究獎助次數來評分，例如獲得國科會甲類研究計畫一次可得5分，而研究則佔了總評分的60％。
一位助理教授每學期最低必須負擔8至9學分的教學工作，私校與公立學校又有差別。中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管中祥指出，中正的助理教授雖然要負擔9學分教學，但只要手上有研究計畫或指導研究生，可免一學分。私校教師的工作卻相對繁重，雖然也是差不多的學分數，但一門學科只有2學分，也就是說，一個有10學分的老師，得上5門課。
▲2009年4月28日，台灣大學學生組成的「百大維新」工作團隊，抬著「百大大神」神轎，諷刺校方打著「前進百大」旗號，忙著追求評鑑、論文數等形式主義，卻忽視學生基本權益。（圖文／郭晉瑋）
管中祥表示，5門課各不相同，備課時間、做研究、指導學生其實已佔據一個教師大半的生活。雖然某些私校對面臨升等的老師提供不少優惠，以世新大學為例，就讓即將升等的教師有半年免授課的福利，專心準備升等。但也有不少學校壓迫老師同時提供教學與研究，卻不管老師是否能夠負荷。
教研不分類 老師好累
其實，升等評鑑並非一直都存在，早期的教師升等只重年資，缺乏客觀評鑑學術著作的機制，為了提升高等教育研究水準，逐漸發展出升等評鑑，增加「助理教授」這個分級。
1980年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系教授黃厚堅曾研究教師升等評鑑辦法，提出各級教師的個別任務，報告中指出，「大學教師固宜在教學、研究、服務三方面皆有良好績效，但三者對於不同級職教師有不同重要性。教授級者偏重研究功能；講師級教學更較具重要性。」
反觀目前的升等制度，卻「重研輕教」教師無法投注更多時間到學生身上，師生關係逐漸疏離。國科會的研究計畫必須在12月提出申請，許多老師得在8、9月準備。管中祥說，這期間正好是學校開學，老師得教學、研究蠟燭兩頭燒，如果為了升等，勢必得放棄部分教學品質，犧牲學生受教權侵害是必然結果。
重研輕教 扼殺知識分子
制度問題讓教師與學生成為最直接的受害者。政治大學勞工所教授劉梅君表示，年輕教師被迫關在研究室，失去與學生互動的機會，缺乏機會參與公共事務，這種重研輕教的制度，嚴重扼殺了這一代的知識分子。
▲模仿傳統廟會的「百大花車」在台大校園遶境，吸引不少學生注意。（圖文／郭晉瑋）
政治大學社會系副教授王增勇認為，要求教師拚研究與投稿量，以其做為評量教師的單一標準，害慘了教師與學生，更戕害公民社會，偷走了知識分子的社會參與機會。
管中祥也認為，政府投注許多資源培養這一代的知識分子，但當他們成為教師後，卻因為制度把他們綁死在校園內，導致他們對社會沒有回饋，阻礙社會進步。
教授參與社會議題不會被列入「服務」項目評分，因此多數教師轉向接研究計畫，或替企業、政府背書。劉梅君感嘆：「因為價值與價格是不同的，雖然參與社會議題有其價值，但這個時代只重價格，沒有價格的事很少人想做。」
當校園內越來越寂靜無聲，研究成果越堆越高時，台灣的高等教育，會造就出什麼樣的下一代知識分子？劉梅君語重心長表示，知識分子發現社會問題，介入、討論，甚至透過各種方式推動改變，是令人興奮的事，但現在的大學教師卻沒時間做這些真正重要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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