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胡蘭成‧天地之始》問世,
追蹤薛仁明文章有日矣！
此人每有所作,總是視域遼闊,格局正大。
洞察力深銳透闢之處,更是讓人爲之擊節讚嘆！
此文言及孟東籬終其一生,在精神上,無非是帶病延年的自殘過程,實發人所未發！
即令我算是老孟忘年至交,見此高論,都不得不聳然而驚,引爲諦論。
可老孟晚歲,面對生死之灑落豁然,迥非時人可及。
其於禪宗老莊,終非只是緣而不入,此則非作者所知。
志學 2010.2.5 閱後有感
萬象歷然
【聯合報╱薛仁明】
2010.02.05 09:00 am
關於文藝
孔子是個文藝者，但他高於文藝者。他這個人大，好的人、好的作品一定大；而作者身處時代，又能高於時代，方可成其大……
民國99年元旦。今日清晨，五點五十分起床。早先夜裡，煙火響炮，還有喧鬧人聲，夢中幾度聽聞；記得最末一次，看看錶，一點半，隨即又翻身，也就睡著了。待再醒來，外頭已晨光微熹，一片寂寂闃靜，那是一年之始興發的平旦之氣了；於是乎，「跨年夜」云云的亢奮囂躁，果真也都成了過去。
且說去年，民國98年，那春天裡，因為《胡蘭成‧天地之始》出版，我連續有台北之行，先後也見了兩位副刊主編。與這兩大文藝版面龍頭，原皆素昧平生，這都是頭一回碰面，閒聊片刻，他們不約而同，竟皆提起，現今藝文界，憂鬱之人，好多。
藝文圈的或鬱或躁，這原是大家都清楚明白的。但從他二人口中，如此先後說出，我心頭仍是震了一下，難免感慨。
這極憂極鬱者，許多人可能會想到邱妙津、黃國峻，但立即浮上我心頭的人影，其實是老同學汪平雲。他是個法律人，且參與政治，然而，他的根柢是詩人，他寫新詩，他是個大憂不得解、極鬱未能開的詩人。
我心頭還有另個人影，是袁哲生。與他，稱不上熟，但認識。那是民國76年秋天，我重考大學已了，就等十月開學；而先前放榜，父親聞得我填寫志願，將台大歷史系排在第一，氣憤之餘，遂不和我言語，整整長達一個月；我在家侷促難安，只好怏怏然提前北上，但學校尚未註冊，無可住宿，遂投靠好友蔡奇璋。奇璋念文化英文系，和學長共租一室，我是靦顏擠進一塊。那回住得挺久，而日後開學了，也還常往他那裡擠，全不顧人家學長作何感想。年輕時不太曉得顧忌，只知道奇璋是好朋友，而且我喜歡陽明山秋冬兩季的寒意與霧氣。
奇璋的學長是袁哲生，很用功，總看到他在寫著稿和讀著書；伏在桌前，不折不扣就是個文藝青年；常沉思，有股強烈的憂鬱氣質，與案上那些存在主義，相稱極了；有時看到他的神情，和那些存在哲學家真是相似。然而，總的說來，我和他卻不太說得上話；那時，常弄不明白，我和這樣的文藝青年，為何總是有隔？雖然，對於這樣子的憂鬱，我是很有些真實感的。
再早先，我休學半年，理由是重考，那其實只是個幌子；真正原因是，煩憂難解。所憂何事？一言以蔽之，「眼見這世界奔向毀滅，人如何能夠安身立命？」
我這煩憂，多少和孟東籬有關；高中時代起了煩憂，這焦慮惶惑與日俱增，而終至於迴腸九轉、疲累不堪，則是我念政大東語系時；那晌，累極了，只好休學；而前後這些年，孟東籬那幾冊書，一直伴在左右。休學這半載，日日睡足十小時，外加回籠覺，下午則海邊散步再兩小時，其餘時間，最常翻閱的，當然不是聯考的國英數史地，而是《濱海茅屋劄記》、《野地百合》這幾冊的鹽寮風日與哲思。
彼時之嗜讀孟東籬，而今看來，更像是那魚兒在泉涸之處的相呴以溼、相濡以沫；讀著讀著，似可解憂，但其實，也在助憂，助長那輾轉難解之煩憂。之所以如此，問題當然不在於鹽寮之風日，更不在於孟東籬常常談起、卻終究未能如實契入的老莊禪宗之哲思，真正關鍵是，存在主義。
我自己大學之時，走入了儒釋道三家，爾後多年，重新體得了民間之元氣與生機，又爾後，熟讀了胡蘭成先生，且親炙了林谷芳老師。於是乎，隔了整整二十年，回頭一望，總算才明白了當年「相濡以沫」之情狀。所以，三年前，我有篇舊文，便言道，年少心儀孟東籬，但存在主義卻使他終身帶疾；又前陣子，見了呂學海說道，他的好友老孟，「年輕時翻譯存在主義，其實不是信仰，而是自殘。」
這自殘，使得他，陰鬱終身；這自殘，使得他，無論再如何置身自然，皆無濟於事；這自殘，使得他，不管再如何欣羨禪宗老莊，終究只能緣而不入。說到底，太平洋鹽寮海濱的風日灑然抑或陽明山平等古圳的林木蔥蔥，都只是孟東籬那抑制病菌的抗生素；而談禪說玄，也不過是孟東籬暫緩病痛之鎮定劑罷了！他的病根，始終都在。他晚年生理上是拒絕了，但終其一生，在精神上，他卻徹徹底底是，帶病延年。
正因為孟東籬的帶病延年，使得他病急不至於猝然迸發，一如同儕王尚義之肝癌遽逝；也使得他病篤不至於纏綿難耐，一如晚輩袁哲生之自殺身亡。然而，儘管病狀緩急容或有異，但是，三人之病根，同也；其自殘，一也。
話說回來，這自殘，又豈是單單只此三人之所為？數十年來，有多少文藝青年談齊克果、論卡夫卡、誦卡謬、讀沙特，那一張張年輕憂鬱的臉，布滿了相濡以沫的自殘傷痕。而今，孟東籬已逝，存在主義也不再流行，但是，當下許多的文化人，新一代的文藝青年，儘管看來樣式繁多、色彩斑斕，似乎更多元、更眾聲喧譁，但好多人的臉上，卻憂鬱依舊，仍然布滿了惶惑與蒼白；這群憂鬱之人，他們在寫作、在展演，他們在演說、在討論；他們在相濡以沫。
曾經，我也是這樣自殘著。大學時代，看西方藝術電影，看他們逼視著人類的困境，剖析著人類的無明，窮究隱微，探盡幽黯。於是，每回看完，撼動惶悚，心頭下沉，緊緊揪著，再久也解不開；隔陣子，又看，又揪，又不能解。這是什麼？這當然是自殘。
也是整整隔了二十年，有別於現今以西洋為主流的諸多時潮，我完全置身於另一套感知系統，許久之後，回頭一望，再看許多當代的文藝作品，才很清楚感知到那其中的巫魘。巫魘，巫者何？巫是無明、是躁鬱，是一種癡迷的狂亂；魘者何？魘是鎮魘、是禁錮，是一場惡夢卻掙脫不了。當代文藝挖掘無明，以為這才是面對人生；描寫幽暗，以為這才是面對時代；但挖得越久，卻陷得越深；作品越是陰晦，生命也就日益蒼白；於是乎，所謂當代文藝，每每是始於魅惑，繼而耽溺，再而掙扎，終至於不起，徒留滿臉自殘的累累傷痕，又該誰人浩嘆呢？
事實上，正如力士再多麼孔武，亦斷乎不能將自身舉起；同樣地，文藝者再如何血熱情切地探究無明，亦終究無法化解自身之困境；文藝者又多麼聲嘶力竭地控訴當代，也不能稍稍阻止時代惡化之一二；不僅不能，這樣的探究、控訴，更常是反噬了自身。因此，經常縈繞耳畔的「藉由作品對人性幽暗之剖析，獲致終極之救贖」云云，也不過就是種集體的相互催眠；又因此，許多文藝青年信奉的「獻身文學」、「藝術神聖」這種話，本身就是個巫魘。
文藝能養人，亦可誤人；作品能使生命擴大，亦可讓生命萎死；可以是藥，亦可是毒，端看那是什麼文藝，那是何等作品？更該看的，是作品後頭又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格？
最初，文學藝術是不帶巫魘的，大家對之也都素有好感。這好感當然有源頭，這源頭為何？曾記得，那不見容於國共兩黨、那含詬受辱逾一甲子的胡蘭成先生，這麼說過：「文學者就是以自心的光明遍照世界，遂見萬象歷然」，有此光明，於是乎，文學也好，藝術也罷，「世界雖亂，亦作者的心中有著一個清平世界的秩序」。
是啊，我們每回看到小孩信筆塗鴉，每次聽到小孩琅琅書聲，總覺得清新可喜，有種未受染汙的純淨，那不正因為我們從中感覺到了一種對「清平世界」、「萬象歷然」的想望。這是我們年少時對文學藝術的好感所在，也是我們對文明最初的記憶。太初如此，往後也當如此。
有此想望，有此記憶，我們便能理解，為何孔子身處春秋晚期的禮崩樂壞，他老人家又宛若喪家之犬般奔走於列國，但我們讀《論語》，卻完全嗅不出半點心焦神灼，也壓根感覺不到孔子的憂戚惶惑。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坦蕩蕩的清和老者，與他那班學生在尋常光陰中怡怡愉愉，深摯舒緩，那景象完全是一派風和日麗；儘管身處亂世，但我們清楚看到，兩千五百年前的孔氏門庭，有光陰徘徊。孔子的心中，有著一個清平世界的秩序。
孔子是個文藝者，但他高於文藝者。他這個人大，好的人、好的作品一定大；而作者身處時代，又能高於時代，方可成其大。同樣地，我們今天讀孟子、莊子，可清楚看到他們針對戰國時代而立言，但千載後讀之，卻絲毫不減新鮮，這是他們高於他們的時代。而那時代的兵連禍結，對於他們，當然是場災厄，但又不止是災厄，那可以是一番思省，更可以是一次又一次的淬礪；所以，我們才會在孟子文章中讀到了泱泱浩浩，讀到了陽氣灼灼，這正因為孟子自心的光明遍照世界；也正因如此，我們才會見到了莊子的汪洋閎肆，更看到了莊子的任化逍遙，因為，莊子最清楚，什麼是萬象歷然。
這樣的萬象歷然，是文學藝術最初也最真實的體質。正因有這樣的體質，於是司馬遷即便身遭腐刑、受辱已極，但其《史記》仍是色色分明、各各鮮活；司馬遷是生於憂患而高於憂患，憂患使他的人更大，使他於事更真、於人更親。也正因這樣的體質，所以蘇東坡即便屢經艱險、備嘗苦厄，然其文其人，卻能夠日益明晰爽利、意興揚揚；他是回首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樣的萬象歷然，其實遍在四處。於是，京劇裡頭的小奸小惡，俱有可愛；連無明，亦有可喜。於是，三國的血流成河，亦可化為漁樵閒話的盡付笑談中；因為，人可以比時代高，可以比苦難大。文學藝術本該使人更大，使人可與煩惱無明相遊嬉，使人在長夜將盡天將拂曉之際，才一起身，便元氣滿滿，對著眼前這一天，有種好情懷。
【2010/02/05 聯合報】
追蹤薛仁明文章有日矣！
此人每有所作,總是視域遼闊,格局正大。
洞察力深銳透闢之處,更是讓人爲之擊節讚嘆！
此文言及孟東籬終其一生,在精神上,無非是帶病延年的自殘過程,實發人所未發！
即令我算是老孟忘年至交,見此高論,都不得不聳然而驚,引爲諦論。
可老孟晚歲,面對生死之灑落豁然,迥非時人可及。
其於禪宗老莊,終非只是緣而不入,此則非作者所知。
志學 2010.2.5 閱後有感
萬象歷然
【聯合報╱薛仁明】
2010.02.05 09:00 am
關於文藝
孔子是個文藝者，但他高於文藝者。他這個人大，好的人、好的作品一定大；而作者身處時代，又能高於時代，方可成其大……
民國99年元旦。今日清晨，五點五十分起床。早先夜裡，煙火響炮，還有喧鬧人聲，夢中幾度聽聞；記得最末一次，看看錶，一點半，隨即又翻身，也就睡著了。待再醒來，外頭已晨光微熹，一片寂寂闃靜，那是一年之始興發的平旦之氣了；於是乎，「跨年夜」云云的亢奮囂躁，果真也都成了過去。
且說去年，民國98年，那春天裡，因為《胡蘭成‧天地之始》出版，我連續有台北之行，先後也見了兩位副刊主編。與這兩大文藝版面龍頭，原皆素昧平生，這都是頭一回碰面，閒聊片刻，他們不約而同，竟皆提起，現今藝文界，憂鬱之人，好多。
藝文圈的或鬱或躁，這原是大家都清楚明白的。但從他二人口中，如此先後說出，我心頭仍是震了一下，難免感慨。
這極憂極鬱者，許多人可能會想到邱妙津、黃國峻，但立即浮上我心頭的人影，其實是老同學汪平雲。他是個法律人，且參與政治，然而，他的根柢是詩人，他寫新詩，他是個大憂不得解、極鬱未能開的詩人。
我心頭還有另個人影，是袁哲生。與他，稱不上熟，但認識。那是民國76年秋天，我重考大學已了，就等十月開學；而先前放榜，父親聞得我填寫志願，將台大歷史系排在第一，氣憤之餘，遂不和我言語，整整長達一個月；我在家侷促難安，只好怏怏然提前北上，但學校尚未註冊，無可住宿，遂投靠好友蔡奇璋。奇璋念文化英文系，和學長共租一室，我是靦顏擠進一塊。那回住得挺久，而日後開學了，也還常往他那裡擠，全不顧人家學長作何感想。年輕時不太曉得顧忌，只知道奇璋是好朋友，而且我喜歡陽明山秋冬兩季的寒意與霧氣。
奇璋的學長是袁哲生，很用功，總看到他在寫著稿和讀著書；伏在桌前，不折不扣就是個文藝青年；常沉思，有股強烈的憂鬱氣質，與案上那些存在主義，相稱極了；有時看到他的神情，和那些存在哲學家真是相似。然而，總的說來，我和他卻不太說得上話；那時，常弄不明白，我和這樣的文藝青年，為何總是有隔？雖然，對於這樣子的憂鬱，我是很有些真實感的。
再早先，我休學半年，理由是重考，那其實只是個幌子；真正原因是，煩憂難解。所憂何事？一言以蔽之，「眼見這世界奔向毀滅，人如何能夠安身立命？」
我這煩憂，多少和孟東籬有關；高中時代起了煩憂，這焦慮惶惑與日俱增，而終至於迴腸九轉、疲累不堪，則是我念政大東語系時；那晌，累極了，只好休學；而前後這些年，孟東籬那幾冊書，一直伴在左右。休學這半載，日日睡足十小時，外加回籠覺，下午則海邊散步再兩小時，其餘時間，最常翻閱的，當然不是聯考的國英數史地，而是《濱海茅屋劄記》、《野地百合》這幾冊的鹽寮風日與哲思。
彼時之嗜讀孟東籬，而今看來，更像是那魚兒在泉涸之處的相呴以溼、相濡以沫；讀著讀著，似可解憂，但其實，也在助憂，助長那輾轉難解之煩憂。之所以如此，問題當然不在於鹽寮之風日，更不在於孟東籬常常談起、卻終究未能如實契入的老莊禪宗之哲思，真正關鍵是，存在主義。
我自己大學之時，走入了儒釋道三家，爾後多年，重新體得了民間之元氣與生機，又爾後，熟讀了胡蘭成先生，且親炙了林谷芳老師。於是乎，隔了整整二十年，回頭一望，總算才明白了當年「相濡以沫」之情狀。所以，三年前，我有篇舊文，便言道，年少心儀孟東籬，但存在主義卻使他終身帶疾；又前陣子，見了呂學海說道，他的好友老孟，「年輕時翻譯存在主義，其實不是信仰，而是自殘。」
這自殘，使得他，陰鬱終身；這自殘，使得他，無論再如何置身自然，皆無濟於事；這自殘，使得他，不管再如何欣羨禪宗老莊，終究只能緣而不入。說到底，太平洋鹽寮海濱的風日灑然抑或陽明山平等古圳的林木蔥蔥，都只是孟東籬那抑制病菌的抗生素；而談禪說玄，也不過是孟東籬暫緩病痛之鎮定劑罷了！他的病根，始終都在。他晚年生理上是拒絕了，但終其一生，在精神上，他卻徹徹底底是，帶病延年。
正因為孟東籬的帶病延年，使得他病急不至於猝然迸發，一如同儕王尚義之肝癌遽逝；也使得他病篤不至於纏綿難耐，一如晚輩袁哲生之自殺身亡。然而，儘管病狀緩急容或有異，但是，三人之病根，同也；其自殘，一也。
話說回來，這自殘，又豈是單單只此三人之所為？數十年來，有多少文藝青年談齊克果、論卡夫卡、誦卡謬、讀沙特，那一張張年輕憂鬱的臉，布滿了相濡以沫的自殘傷痕。而今，孟東籬已逝，存在主義也不再流行，但是，當下許多的文化人，新一代的文藝青年，儘管看來樣式繁多、色彩斑斕，似乎更多元、更眾聲喧譁，但好多人的臉上，卻憂鬱依舊，仍然布滿了惶惑與蒼白；這群憂鬱之人，他們在寫作、在展演，他們在演說、在討論；他們在相濡以沫。
曾經，我也是這樣自殘著。大學時代，看西方藝術電影，看他們逼視著人類的困境，剖析著人類的無明，窮究隱微，探盡幽黯。於是，每回看完，撼動惶悚，心頭下沉，緊緊揪著，再久也解不開；隔陣子，又看，又揪，又不能解。這是什麼？這當然是自殘。
也是整整隔了二十年，有別於現今以西洋為主流的諸多時潮，我完全置身於另一套感知系統，許久之後，回頭一望，再看許多當代的文藝作品，才很清楚感知到那其中的巫魘。巫魘，巫者何？巫是無明、是躁鬱，是一種癡迷的狂亂；魘者何？魘是鎮魘、是禁錮，是一場惡夢卻掙脫不了。當代文藝挖掘無明，以為這才是面對人生；描寫幽暗，以為這才是面對時代；但挖得越久，卻陷得越深；作品越是陰晦，生命也就日益蒼白；於是乎，所謂當代文藝，每每是始於魅惑，繼而耽溺，再而掙扎，終至於不起，徒留滿臉自殘的累累傷痕，又該誰人浩嘆呢？
事實上，正如力士再多麼孔武，亦斷乎不能將自身舉起；同樣地，文藝者再如何血熱情切地探究無明，亦終究無法化解自身之困境；文藝者又多麼聲嘶力竭地控訴當代，也不能稍稍阻止時代惡化之一二；不僅不能，這樣的探究、控訴，更常是反噬了自身。因此，經常縈繞耳畔的「藉由作品對人性幽暗之剖析，獲致終極之救贖」云云，也不過就是種集體的相互催眠；又因此，許多文藝青年信奉的「獻身文學」、「藝術神聖」這種話，本身就是個巫魘。
文藝能養人，亦可誤人；作品能使生命擴大，亦可讓生命萎死；可以是藥，亦可是毒，端看那是什麼文藝，那是何等作品？更該看的，是作品後頭又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格？
最初，文學藝術是不帶巫魘的，大家對之也都素有好感。這好感當然有源頭，這源頭為何？曾記得，那不見容於國共兩黨、那含詬受辱逾一甲子的胡蘭成先生，這麼說過：「文學者就是以自心的光明遍照世界，遂見萬象歷然」，有此光明，於是乎，文學也好，藝術也罷，「世界雖亂，亦作者的心中有著一個清平世界的秩序」。
是啊，我們每回看到小孩信筆塗鴉，每次聽到小孩琅琅書聲，總覺得清新可喜，有種未受染汙的純淨，那不正因為我們從中感覺到了一種對「清平世界」、「萬象歷然」的想望。這是我們年少時對文學藝術的好感所在，也是我們對文明最初的記憶。太初如此，往後也當如此。
有此想望，有此記憶，我們便能理解，為何孔子身處春秋晚期的禮崩樂壞，他老人家又宛若喪家之犬般奔走於列國，但我們讀《論語》，卻完全嗅不出半點心焦神灼，也壓根感覺不到孔子的憂戚惶惑。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坦蕩蕩的清和老者，與他那班學生在尋常光陰中怡怡愉愉，深摯舒緩，那景象完全是一派風和日麗；儘管身處亂世，但我們清楚看到，兩千五百年前的孔氏門庭，有光陰徘徊。孔子的心中，有著一個清平世界的秩序。
孔子是個文藝者，但他高於文藝者。他這個人大，好的人、好的作品一定大；而作者身處時代，又能高於時代，方可成其大。同樣地，我們今天讀孟子、莊子，可清楚看到他們針對戰國時代而立言，但千載後讀之，卻絲毫不減新鮮，這是他們高於他們的時代。而那時代的兵連禍結，對於他們，當然是場災厄，但又不止是災厄，那可以是一番思省，更可以是一次又一次的淬礪；所以，我們才會在孟子文章中讀到了泱泱浩浩，讀到了陽氣灼灼，這正因為孟子自心的光明遍照世界；也正因如此，我們才會見到了莊子的汪洋閎肆，更看到了莊子的任化逍遙，因為，莊子最清楚，什麼是萬象歷然。
這樣的萬象歷然，是文學藝術最初也最真實的體質。正因有這樣的體質，於是司馬遷即便身遭腐刑、受辱已極，但其《史記》仍是色色分明、各各鮮活；司馬遷是生於憂患而高於憂患，憂患使他的人更大，使他於事更真、於人更親。也正因這樣的體質，所以蘇東坡即便屢經艱險、備嘗苦厄，然其文其人，卻能夠日益明晰爽利、意興揚揚；他是回首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樣的萬象歷然，其實遍在四處。於是，京劇裡頭的小奸小惡，俱有可愛；連無明，亦有可喜。於是，三國的血流成河，亦可化為漁樵閒話的盡付笑談中；因為，人可以比時代高，可以比苦難大。文學藝術本該使人更大，使人可與煩惱無明相遊嬉，使人在長夜將盡天將拂曉之際，才一起身，便元氣滿滿，對著眼前這一天，有種好情懷。
【2010/02/05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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