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森朵夫琴屋手記

胡蘭成「為何要做漢奸」？

蔣勳先生你好：

我是《聯合副刊》及中廣《藝文放輕鬆》的忠實閱聽人。日前得知先生是11-12月駐版作家，令我喜出望外！茲有問題懇請先生百忙中指點迷津：

朱天心女士擔任7-8月駐版作家時，我曾經請教她──為何她「不認為胡蘭成是漢奸？」她在「答客問」的答覆，讓我無法認同，但文中提到「胡曾在答蔣勳問：『為何要做漢奸？』」（文見99.8.22《聯副》），讓我眼睛為之一亮，因此一直盼望能有機會向先生請教。

我現年81歲，這封信是委託一位晚輩代發的，期盼先生的高見！敬祝健康平安！（81歲的老太太）






1975年初春從巴黎短暫回台灣，有機會認識胡蘭成先生。當時胡先生住在華岡，我上山拜訪。天氣很冷，我穿一件襯毛厚外套，還是冷得發抖。胡先生一件灰布長衫，氣定神閒。
那一個晚上我們談到汪精衛政府，我沒有直接用到「漢奸」兩個字，但胡先生看出我心裡的疑慮。他談起同一個時間冀東殷汝耕政權、延安毛澤東政權、滿洲溥儀政權、重慶蔣介石政權──他的意思應該是：南京汪政權只是這些爭霸的政權中的一個。

胡先生《今生今世》數次提到「打天下」的觀念。劉邦、項羽爭霸，項羽對立於「漢」，從漢朝政權角度來看，也許是不折不扣的「漢奸」吧，司馬遷《史記》卻沒有如此褒貶項羽。

「漢」是一個朝代呢？還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民族？

如果「漢」是民族，那麼溥儀是滿洲皇帝，他退回滿洲，成立政權，為何也是「漢奸」？

我在1949年以後的台灣長大，父親出身黃埔，成長過程，我沒有機會思考「漢奸」兩個字的深層意義。「漢奸」變成膚淺罵人的話。

在法國讀書，有機會在電視上看到學者辯論法國二戰時的貝當政府。戴高樂在倫敦組成流亡政權，領導抗德。淪陷區則由貝當出面，與德軍議和。二戰結束，戴高樂成為英雄，貝當自然就是「漢奸」（法奸）。

有學者提出，如果不是貝當出面，淪陷區的法國人民生命財產都無保障。這是七○年代法國學界對近代史的論辯，這樣的論辯在當時白色恐怖的台灣是沒有機會進行的。

胡先生沒有為自己辯白什麼，他的身上有一種漂亮，是經歷過大輸大贏之後特別安靜的漂亮。人聲喧譁，他多不言語，有時忽然立起身，迴轉衣袖，唱了一段崑曲，船過水都無痕跡，那清細婉轉嗓音使我想起項羽的「時不利兮騅不逝」，窮途末路，身邊還有不肯離去的一匹馬。

我喜歡看《四郎探母》，宋遼交戰，楊家將盡忠報國，一個一個拚死沙場。偏偏一個四郎延輝沒有死，被遼邦俘虜，改姓木易，又被招為駙馬，跟公主結為夫妻。十五年來，生了孩子，原來國仇家恨的「敵人」變成了「親人」。一日母親帶兵到了邊關，四郎想念母親，把真實身分告知公主，兩個應該互相稱對方為「漢奸」的敵人，因為十五年夫妻，有了恩情，公主因此冒死偷盜令箭，協助四郎出關，完成他「探母」心願。兩岸不能探親時，這些行為都是「通匪」死罪。然而偉大的戲劇控訴了政治的殘酷。

四郎潛逃出關，在軍營見到母親，詳述自己十五年來遭遇。一身國仇家恨的佘太君，白髮蒼蒼，忽然站立起來，面向北邊拜了一拜，唱一句「賢德媳婦不能來」，她口中的「賢德媳婦」是那有殺夫殺子之仇的遼國公主，每次看到這裡，都想到佛說的「怨親平等」。

好的文學藝術是在殺紅了眼的對立兇殘裡看到還有一念人性之親吧。

日本黃糪小鎮有萬福寺，是明代福建高僧創立，住持也歷十餘代都是中國僧侶。中日戰爭時，該寺僧人在戰場收集屍骨，有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台灣人，屍骨火化，骨灰葬在寺院一角，上面立一石碑，四個大字──怨親平等。我經過京都，常去合十祭拜。

1975年初春認識胡先生，緣分很淺，記憶卻深。臨別時胡先生送我一幅書法，寫的是《史記》的句子。我辭行出門，胡先生堅持要送到車站，山風勁烈，一路聽到先生袍袖震動聲音。我數次請他回去，他不言語，卻也絕決不退轉。胡先生有孩子的頑皮、固執，也有孩子的天真。「天真」不容易懂，「天真」有時是可以「天道無親」吧。往生者逝去多年，我們也許還在愛恨恩怨中，船過，可以水無痕跡嗎？